2017年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的长文，似乎是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一些观察家们指出，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中共领袖习近平毫不掩饰地追随毛泽东，在一步步谋取个人独裁地位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推行个人崇拜。鉴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独裁加个人崇拜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的灾祸，习近平步步升级的个人崇拜引起观察家们的普遍忧虑。
令人担忧的个人崇拜
新华社的长文以小标题的方式列出了习近平的七个称号：一、开创性的领导人；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并发表公报，将习近平称作“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新华社宣扬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长文，显然是跟习近平的得力助手栗战书在2018年3月中共操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闭幕时发表的讲话是一盘棋。
栗战书在那次讲话中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
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这种大造个人崇拜的做法，尤其是所谓的舵手称号的重新出现，令香港资深媒体人、原《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回忆起文革时代。
他说，毛粉（即毛泽东的崇拜者）随便写写也就罢了，但这种“舵手”称号重新出现在中共十九大五种全会的公报里就值得观察，值得评论了；很多中国人都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将毛泽东推上神坛所谓的“四个伟大”的称号，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金钟接着说，实际上在文革前，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国防部长林彪就在毛泽东的授意和鼓励下发动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周恩来搞音乐舞蹈《东方空》，林彪推出《毛主席语录》，给年青人洗脑，给他们灌输神话。
金钟说：“因此，文革一开始，这些年轻人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红卫兵’，为毛泽东的独裁政权，为所谓的文革冲锋陷阵。光是1966年的8月，也就是所谓的红八月一个月，北京的红卫兵就活生生地打死了1770人，非常野蛮，非常残酷。”
在金钟看来，习近平明显想做毛泽东第二。金钟说，文革时候，习近平只是小学毕业生，后来到陕北当知青7年，再后来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上清华大学学化学，他文化水平很低，根本就学不了大学的课程。他大摇大摆走回头路，就像是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公然废除中共中央在文革之后制定的领导人任期制并为此修改了中国宪法，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习近平健忘 还是中国人健忘
分析人士指出，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伴随个人崇拜给中国人民造成大灾难，给中国共产党造成大灾难。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按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抓捕下狱，坐牢十多年。中共后来发表正式文件，承认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给（中国共产党）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在这种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再度大张旗鼓地力推个人崇拜，是习近平健忘，还是中国人健忘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专门研究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宋永毅的看法是：习近平没有健忘，中国人也没有健忘。
他说：“习近平首先要做毛泽东，而且要做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泽东基本上还是受到整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样的集体领导的限制，尤其是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共领导体制上的最大突破是什么呢？最大的突破就是由一帮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由一帮中共领导人的集体专政、集体领导变成了他毛泽东一个人的专政，一个人的领导，连政治局成员多要向他效忠了。”
宋永毅说，毛泽东从1945年在中共党内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1966年、67年成为中共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习近平上台不到10年就取得了这种独裁权力。习近平搞这一套个人专制独裁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呢？
宋永毅的解释是：“因为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从来没有一次认真地批判毛泽东，认真地深挖文革（灾难的起因），而是把文革的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推到林彪的头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他还是伟大的领袖，他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另外一方面，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采取了强力措施，淡化甚至美化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共造成的大灾难。在习近平的主导下，中国新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造成的那些灾难称作“艰辛探索”，好像那些导致成千万人死亡的人为灾难是积极正面的东西，不妨继续尝试。
学者看习近平独裁加个人崇拜
鉴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当年独断专行，一意孤行，给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严重灾难，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将会有什么后果？
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看来，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在许多方面给中国造成了数不胜数的灾难，但最具有根本性的灾难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中国国内中共独裁维稳体制跟民间的维权运动僵持不下，那本来是推行宪政民主的绝佳时机，是双方通过博弈谈判妥协建立宪政制度安排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习近平倒行逆施使中国错过了难得的好时机。
冯崇义说，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的恶果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恶果已经发生，已经是现实。他说：“当时大家都在猜测习近平究竟是往右还是往左，都在争论不休，但大家万万没想到，他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掉头往后。他把当时面临宪政转型契机的中国的国运打碎，他要把中国从后集权社会面临宪政转型的时机给炸烂，扭头向极权社会走。极权社会就是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
冯崇义接着说，为了个人独裁，习近平不惜在中共党内定黑帮规矩，其中包括“定于一尊”，不准“妄议中央”，而且“规矩”这种黑帮黑话也出现在官方媒体和文件中；习近平以黑帮规矩来掌控从最高到最基层组织，把已经初具雏形的中国公民社会彻底灭掉，使中国再次错失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机会。
冯崇义的这种说法跟一位研究传播学的中国学者说法形成有趣的对照。那位学者说法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很倒霉，每当关键性的历史关头摸到的都是一手最坏的牌。
但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共宣传机关则宣传说，眼下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