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21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2.7%。但是，疫情带来的后遗症没有完全消除。低收入人群缺乏足够的补助和关心，失业率很大程度被低估和忽视。虽然一二线城市受疫情影响相对较轻，但后疫情时期广大中小城市内需萎缩、消费降级，和蓬勃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形成鲜明对比。
自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中国靠着严厉封锁和隔离的政策，相对成功的在短期内实现了国民经济运行和产业链的复苏，令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引以为豪。6月29日，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8.5%。
被亚马逊封杀的中国电商只有出海才能大赚
2021年的春夏原本是中国南方大批跨境电商的欢乐嘉年华：在美国，5月有母亲节，6月有父亲节，紧接着就是亚马逊的会员大促销。然而，就在5月9日母亲节当天，中国跨境龙头企业傲基（AUKEY），被亚马逊在其美国站、英国站、欧洲站尽数封杀。这只是亚马逊近期对中国电商封杀大潮中的一轮。到目前为止，号称“深圳跨境五虎”的电商，除了安克（ANKER），其他四家傲基(AUKEY)、通拓(TOMTOP)、泽宝(SUNVALLEY)、帕拓逊(PATOZON)全部被封。
亚马逊下此狠手，主要原因是大量中国跨境卖家把他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行为带到了国外：为了追求流量虚假刷单，送礼品卡给买家换取好评。这在亚马逊的平台上属于不折不扣的欺诈行为，所以各商家受到亚马逊的严厉处罚。截止本文发稿，封杀大潮依然在继续，涉及电子产品，家居健康，服装美妆各项类别，一时间深圳各大跨境电商一片哀嚎。
“封杀对大企业肯定是致命的打击。在亚马逊，一个两千美金的床能容易卖出去。在中国，高端产品真的不行，卖不出去。现在的小青年，都是拼多多上买几块钱的置物架啊，小书桌啊，窗帘啊。跟出海的那个销售价格根本就不能比”， 长期研究电子商务的香港某广告公司顾问Tina Wang告诉美国之音：“政府最近说内循环，双循环，把出口不了的内部消化一下，根本就不可能消化的。我们现在消费往下走，收入往下走，即使不往下走也没有国内的市场。电商想到的全都先是国外的市场。在国内做很难的，利润低，只能拼伪劣产品。”
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呈现疲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已经降到10%以下：2018年是8.8%，2019年是8%，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变为负增长（-3.9%）。按照7月15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84098亿元，两年平均增长4.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7807亿元，两年平均增长4.0%。
低迷的国内消费需求和消费降级
快60岁的郑先生在成都金牛区荷花池服装批发市场做了近30年的服装批发生意，顾客主要是成都周边小城镇人群。疫情后，他的服装销量下滑近7成。“最近两年是生意最差的两年”，他说：“很多客户直接把店铺关了，都不做生意了。大家都没钱了，连几十块的衣服都不买了。” 原材料和员工工资的涨价令他一直在亏损，但是郑先生还在苦苦支撑：“很多工人都跟了我20年，不然早解散了。现在只能给他们放长假。”
郑先生面临如此困境，主动给自己消费降了级：以前打麻将50元起步，现在变成了5元起步；以前一晚上可以花300元买彩票，现在只舍得花10元买。就连疫情前经常光顾的舞厅，现在也不太去了。
在北京某投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张红（化名）告诉美国之音：“国内现在零售比疫情之前高了8%。但是跟其他的产业相比，消费这块显得特别低靡。工业生产涨了百分之二三十，消费只涨了8%，这反映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比较一下，疫情之前，消费占了经济增长的60%。就是说60%的增长是来自消费的。但是去年消费的占比，就是给经济的贡献，是负的。也就是说大家不消费了。现在的增长，一半是从出口来的，一半是从国内投资来的。今年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仍然没有恢复到那个疫情之前的占比。大家消费的动力没有工厂生产的动力那么足。”
财新7月14日的一篇文章称，当前中国经济分化程度或许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消费正在经历二次探底。“在中国的28个省会城市里，已经有4个在五月份出现了社会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这些城市在疫情之前从未有过负增长，即使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也只有几个月出现负增长。五月份这些城市再次出现负增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美国之音对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近年消费占比做了梳理。根据公开数据整理的结果显示，在4个一线城市，33个二线城市和252个三四线城市里面，数量占大头的三四线城市消费占比，从2019 的52%，萎缩到2021前五个月的44%。
张红举例说：“像河南安阳，当地卖衣服卖鞋的，能倒闭的都倒了。大家都从拼多多上买东西了。拼多多很便宜，而且经常有的品牌甩货。小城市的实体店被冲击的不行。本来疫情是个暂时的困难，现在成了长久困难，都倒闭了。”
作为非生活必需品的烟酒行业，销量在疫情之前已经开始呈现颓势。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卷烟行业的产量峰值是2015年（2.59万亿支）。此后数年卷烟行业的产量不增反降，2016年的产量下降到2.38万亿支，2020年的产量依然是2.38万亿支，而2021年前两个季度的数据基本和此持平。白酒产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1358.36万千升），之后一路狂降，到了2020年，产量几乎只有2016年的一半。2021年前5个月白酒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并不显著。
如果说烟草和白酒行业的不景气有一大原因来自反腐打贪，啤酒产量的大幅下滑也许更能解释“躺平一代”的消费疲软。从2013年啤酒产量达到峰值（5061.54万吨）之后，开始连年稳步下降，到了2020年只有3411万吨，和2013年相比跌幅达32%。在疫情过后的恢复期，单看5月份的啤酒产量的话，2021年比2020和2019分跌落12.5%和2%。
张红在评价烟酒销量时说：“烟酒不是属于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烟酒销量一旦下降，一般说明这个气氛不一样了，说明商业活动下降了。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场合，烟酒是最多的。烟酒个人消费比较稳定，差别不会太大。其实这个反映的是商业环境没有原来那么活跃。”
家住江苏省扬州市的王欢（化名），经营一家学龄前早期教育机构已经快20年，早年利润颇丰。在她看来，过去几年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锋芒。“今年业绩差了很多，至少少了三成”，她告诉美国之音。“人口出生率本来就在下降，小孩子少了，疫情之后经济下滑，大家都不肯花钱了，尤其是花在教育和享乐上的钱。连我自己都消费降级了！”7月份，她还遭遇另外的致命一击：国家开始大力整顿校外教培机构，当地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因为“合同存在不公平条款”要罚她的款。王欢觉得现在举步维艰：“有时候恨不得把机构卖了算了，挣钱太累了。”
被低估和忽视的失业率，失去购买力的老百姓
中国对于失业率的统计一直被外界所诟病，因为正式数据只观察城镇失业人口。大部分失业人口并不会去领取数额微薄的失业保险金，在城市丢失工作回到农村的失业人口被忽略在官方统计之外，导致实际失业率往往和现实有很大出入。
2021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7月15日的最新数据则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
然而，2020年底北大经济学家姚洋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团队曾在2020年6月底做过一项6000多人的调查，调查显示的失业率有15%，此外还有5%处于半失业状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张丹丹也在今年5月撰文表示，根据团队2020年6 月和11月的追踪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群体有可能已经超过800万人。总之，我国的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大起大落，整体情况并非那么乐观。”
张红认为中国的疫情补贴没有足够照顾到消费者：“现在最新的数据是中国的零售比疫情前高了8%。美国是高了20%。这个差距在于，中国不补贴消费者，而美国是直接补贴消费者。中国的钱都拿去补企业了，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工作。但是其实企业提供工作不多。最后导致消费的恢复相当的慢。”
“低收入的人，其实消费倾向最高。实际上高收入的人，消费本来就没受什么影响。然后股市房产还好，他们的钱其实是变多了，不过这些人不会有那么多的额外消费。但是那些底层人民，如果多给他一千块钱，可能全都消费掉了。现在只不过没有多出来那一千块。其实拼多多在小城镇这么火，也说明人民生活水平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