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的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当局今后可以在香港方便地抓人、使北京先前派遣特工到香港绑架人的做法合法化的举措受到香港成百万人的上街游行抗议。
香港特区政府提议的逃犯条例修改使香港人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被抓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就等于是进入了无法无天的法律黑洞，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毫不掩饰地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强调法律必须是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
面对广泛的强烈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做出战略性退却，宣布停止推动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逃犯条例修改，特区政府行政首长林郑月娥对香港市民表示道歉，承认她领导下的香港政府与市民沟通不够。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如此高调坚持推动逃犯条例修改，但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又如此表示道歉，宣布无限期停止推动，表面上是香港特区政府丢人现眼，实际上则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在一路强行推行其强权政治的路途上遭遇的最明显的挫折；这一局面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奇景，给习近平以及他的扈从所刻意营造的习近平大权独揽不可阻挡的神话戳了一个大洞。
在展示面这种政治奇景的同时，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还展示出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这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国当局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对香港百万市民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消息实行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大部分中国大陆民众不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共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和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指令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对香港消息的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一位通过翻墙（即绕过中共设置的网络信息封锁设施）全程了解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大学生感叹说，他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香港发生的事情。
但中共当局对香港消息的非常紧密的封锁也导致了一种滑稽的局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市民抗议活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发表微博，称香港修改逃犯条例是阻止罪犯利用法律漏洞逍遥法外的正当合法的立法行动，香港的抗议是反对派团体在西方的支持下恶意挑事。
有中国网民指出，这种说法一定是胡锡进在造谣，因为香港所谓的抗议活动没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还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所得到的消息一定是来自外国媒体，一定是通过翻墙获得的境外消息，而按照中共的所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种做法是非法行为，中共当局不断以这个罪名来处罚中国公民。
许多观察家指出，随着习近平2012年上台，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层层加码，越来越紧，在香港抗议事件的问题上，中共的控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局面也给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过去的几年里率领他的团队通过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研究，对中共当局的网络信息封锁和控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得出许多重大发现。金教授的研究团队的发现包括，中共操控舆论常常不是通过其网络特工即五毛党围攻批评性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用大量的五毛灌水贴插科打诨来转移话题；自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最容易被删除的帖子不是对中共及其政府或领导人提出强烈批评的帖子，而是可能导致群体行动的帖子。
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国网民发出的有关香港抗议活动评论和图片从各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大陆都不太可能导致群体行动，但中共当局依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予以迅速的封杀。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是推翻了金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了呢？
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
“我们前些年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规律（不是我们创造的规律）是，假如事情是发生在中国之外，不管是什么情况，网民就这样的事情发出的帖子当局通常不会封锁屏蔽。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而且跟集体行动或其他为数不多的种类的话题有关，这类话题的帖子会明显被删除。”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发生在中国之内还是中国之外。我们知道，香港的地位是特殊的。中国政府越是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中国内部的事情，政府做出的反应就越是可能像是处理中国大陆内部的事情。”
“我想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当局对香港如此重视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假如中国政府开始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算不得什么神秘，而只是表明中国政府开始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而已。中国政府或许打算今后越来越这样做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实有手段来测试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府如何行为。”
中共当局究竟是为什么要对香港市民抗议逃犯条例修改的消息进行如此严厉的封杀，对这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提出的解释与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有所不同：
“(中共当局如此严密地封杀香港抗议的消息恐)怕是引发骨牌效应吧。因为现在（中共）体制内外矛盾都很尖锐。一个是民众跟中共政权的矛盾很尖锐，一个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体制内矛盾也非常尖锐。显然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继续跟美国对抗的。这主要是体制内的财经官僚。”
“你别看文宣系在那里叫唤得那么高调，唱了很多爱国主义高调，但实际上真正的忧虑是这些实际上在真正当家的财经系官僚。他们知道中美贸易战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在高压之下，他们只能委婉地发言。”
“北京现在这样封杀，其实也就是因为没辙。就是说，过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是头痛也捂嘴，脚痛也捂嘴，就是不让你说。他担心的就是民间的舆情一旦爆发起来不可收拾的话，体制内外一起动，可能就对现有的体制形成冲击。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先例，可能也激励大陆人民去争取自由的冲动。我想这可能是中共官方最不愿意看到的。”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中国当局对中国网民的言论封杀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封杀公民言论的行动。这种行动造成了一种非常富有反讽意味的效果，这就是，中共政府本来是希望通过封杀话题、封杀网民的言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不透明，从而为政府的独断专行保留最大的回旋空间；然而，中共政权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的网络言论封杀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导致中共政权成为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权，因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各国公众一般来说很难知道，但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却通过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清晰地展示出来。
既然中共当局、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常常是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什么当局还要如此不遗余力的封杀呢？金教授的解释是：
“我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标看来是政权安全。这里所谓的安全的意思是使他们自己不会被自己的人民加害（keeping themselves safe from their own people）。
“假设你掌管中国，你的权力比美国领导人掌管美国的权力大得多，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最富裕的人的权力加起来还大，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有什么要担心的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目标当然就是让你的好日子继续下去。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你要担心什么呢？
“他们不需要担心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会打进中国。中国有核武器，要是打就会有战争。既然如此，他们要担心什么呢？他们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是真正的担心所在。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会起来反抗，这就可能威胁他们的权力。
“因此，中国政府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于用他们以为是合适的方式来管控自己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大删除或屏蔽网上的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才不要在乎人民在想什么呢。但是，假如人民可以行动，假如人民有能力，假如有人有能力动员人民，这样的人就是有能力威胁中国的领导人的权力。这样的人的网络言论就会被封锁屏蔽，当局会调遣五毛党来对付他们。”
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控制方面，总起来说，中共当局究竟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失败呢？
金教授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中共当局有什么成功或失败，因为中共当局其实一直是在跟中国公众不断比武过招（arms race）,中共当局为此进行了惊人的人力物力投入，但中国网民并不是只是呆在那里呆若木鸡；实际上，人民也一直在做出反应，见招拆招。
金教授最后开玩笑说，中共当局当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招法来对付中国的网民，至于当局可能会采取什么招法，作为研究者不便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以免无意中给当局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