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近年来，中国的新闻自由环境不断遭受日趋严厉的政治审查和互联网监控，备受关注。观察人士还注意到，北京当局近期对互联网的严厉监管和警察行为正在从防火墙内扩展到海外，并且从线上转到线下，越来越精准地直接针对发表批评言论或所谓“负面消息”的社交媒体用户及网民个人。
新闻自由日国际社会发声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媒体推动民主：虚假信息时代的新闻和选举”。中国媒体对于世界新闻自由日鲜有报道，新浪微博上，除《人物》杂志外，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声的还有包括联合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驻华外交使团。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5月3日发文对美中两国记者指出，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的第一句就是禁止政府限制新闻自由。
他说，新闻工作的作用要在社会中得以发挥，就必须让新闻工作者免受不当影响，并且能像（上世界初揭露洛克菲勒集团垄断石油市场盘剥美国消费大众的女记者）艾达那样报道事实。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辞中表示，如果无法获得透明和可靠的信息，民主就不完整。新闻自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体制、让领导人接受问责和面对权力推诚布公的基石。
2019年度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排行榜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党媒称西方媒体夸张负面报道中国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在西方媒体里目前形成了不敢突出报道中国正面消息的禁忌，任意夸张地负面报道中国成为了一种安全，即使搞错了也常常不会受到追究。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报道正在形成一种集体的不自由，它所要求的政治“正确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社评认为，“无国界记者”组织就是这种环境下出笼了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
环时总编微博也曾抱怨新闻审查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去年年初曾出人意料地发微博抱怨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和部门向宣传口施压，让宣传部门通知媒体这也不报那也不报，“他们方便了自己工作的一时一事，但一点点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
几个月前，新中国成立69周年当天，胡锡进发微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尽风雨，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公民的尊严感仍旧是短板。而言论自由的不足，是这种缺憾的根源。”
美国之音这几天试图联系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但他的手机无人接听。他的上述微博在已被删除。
个人挂靠官媒办报疑因内容犯忌被停刊
前《杭州生活周刊》主编郑极夫表示，新闻自由，首先要有说话的自由、表达的自由。
因办报而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郑极夫回顾了他在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创办的《杭州生活周刊》在2013年由于不可言表的原因而被停刊的经历。
郑极夫：我的报纸投资了六七百万钱，当时在杭州的街道有两层楼，一千多平方，几十个员工，每个月开支就要二十几万，突然之间把我弄掉，晴天霹雳。本来我少有积蓄，弄得我黑名单，飞机高铁都不能坐，债务缠身。我们报纸当时跟杭州报业集团下面一家报纸合作的，当时就跟我们说不合作了，停止合作了，突然之间中断合作这样子。13年5月初，合作的报社领导就私下跟我说，叫我注意了。等到2013年8月发了一个正式的文件，说停止合作。
郑极夫表示，尽管他的报纸没有刊登任何政治敏感内容，但仍有一些报道被审查，无法刊出。
郑极夫：报纸内容上根本没问题的，报纸都是通过他们审稿，通过他们印刷厂印出来的。我们报社很隐晦的，做的都是公益方面的多，譬如一些大方向我不登的，拍马屁文章的我可以不登，我也不能决定什么能够最终登上去。譬如我们做了艾滋病的、卖肾的，我们打入卖肾集团内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结果把我们（稿件）枪毙掉。
李大同：上有所好，宣传官员和媒体看老大脸色
由于主持刊发政治敏感文章而遭停刊撤职的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创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宣部和各官办媒体负责人都要看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在版面安排、报道重点和内容筛选上均投其所好。
对比时下官方媒体主要版面突出报道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情况，李大同回忆了十多年前他在报社任职期间所了解的有关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直接批评央视新闻联播缺少关注民众的往事。
这位资深媒体人表示，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黄金时段的30分钟新闻联播节目，总编辑听到红色电话机里传来胡锦涛的声音，很吃惊。
李大同：哪有总书记直接给你中央电视台总编辑打电话的。根本没有这回事。都是秘书打到中宣部，然后层层转下去。这回是胡锦涛直接打到中央电视台总编辑的红机上，告诉他说，现在已经26分钟了，没有一条关于中国人民的消息，全是官场活动，有这么办新闻的吗？立刻第二天中央电视台就变了，人民群众上头版头条了。现在中国新闻不就是这个样嘛是吧？看你老大的脸色转嘛。你老大不满意，他早就变过来了。他不说话就是喜欢嘛，对不对？
近年来，中共高层人物参加外事或国内政务以及走访基层活动的报道占据媒体主要版面备受瞩目，尤以对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报道为最，他出席一带一路等重要外事活动的多条报道占据人民日报等各大主要中国报纸头版全部或大部版面的排版看来正在常态化，人民群众的诉求乃至其他重要政经新闻至少在头版或显要版面鲜有出现。外界目前并不了解习本人对此持何态度。
网络公民记者：习时代网络和新闻自由空间压缩
来自中国湖南、目前居住在台湾的公民记者周曙光（网名佐拉）长期关注中国大陆民众维权事件。他表示，胡锦涛时代尚有活动空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民间活动空间受到压缩。
周曙光：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他们认为，互联网亡党亡国，所以，网路上的大V对他们执政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2013年8月份开始，就对于网路上大V进行了这种镇压、抓捕、让他们上电视认罪。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不敢说话了，不敢批评政府了。以前在胡锦涛时代，我们还尚有抗争空间，但在习近平时代的话，抗争空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说，在开倒车；或者说，文革重演。习近平确实极权了，所以，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很大压缩，调查记者越来越少，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了压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发表言论就被拘捕，会被以寻衅滋事的理由去抓捕他们。
互联网发展在中国促成了一批自媒体的崛起，中国当局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的钳制愈发严厉。中国当局以打击网络谣言、保护英烈、净化网络空间为由，开展多次整肃自媒体运动。发表文章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历史学者洪振快的微信账号因此被封。
媒体人郑极夫表示，《杭州生活周刊》突然遭到停刊，导致其债台高筑，目前靠在微信上写文章为生。他说，当局封杀手段相当严厉。
郑极夫：公众号不知道死了多少，去年一年死了六七十个。刚开始一个身份证可以办五个号，以后两个号，后来一个号。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了四个号。我现在什么文章，用微博、用笔记、用图片、用微信都发不出。制成图片用新浪微博发，马上就见光死。我用我妹妹的微博发，也是见光死。不知道他什么高科技。
网络自媒体活跃人士周曙光（左拉）认为，相比民间的抗争者来说，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要大得多，中国政府可以用更先进的方法压制民间。他说，官方除了动用有组织的五毛党影响舆论，还在被中国当局封锁的Twitter上使用机器人控制舆情，干扰关键词。
周曙光：有很多Twitter bots（机器人），它是利用Twitter的接口、然后在服务端、直接统一发送一些干扰关键字的言论，就可以达到五毛洗地的作用，导致，譬如说，原来不知道陈杰人、杨恒均的人，他们一搜，就搜到五毛的言论。所以，他们是利用五毛机器人来左右或控制舆情。它会污染一些hashtag或关键字。这样人们在搜索hashtag或人的名字时，就会大量地呈现五毛发布的内容。
周曙光提到的上述网络大V杨恒均和独立评论人士陈杰人目前都在中国大陆身陷囹圄。
有报道指，台湾是网络假新闻充斥的重灾区，而有人利用媒体和社交网络制造假新闻，引发台湾当局的重视。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12月曾经表示，大陆方面利用社交媒体散布假新闻，在台湾制造对立，试图通过假新闻干扰台湾上个月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结果。
搜索引擎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在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称，中国在时政新闻上较少见到假新闻，相反美国在政治选举和热点事件，受假新闻困扰。近日，李彦宏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引发了一些争议。
当局管控延伸至翻墙上网和海外社交媒体
去年以来，中国当局除运用技术手段以外，还对Twitter用户直接采取维稳措施。一些在中国国内的Twitter用户表示，他们受到警方压力，被要求删除推文，并签署保证书。
据悉，资深媒体人高瑜也曾遭遇类似警告，被北京国保要求删除以高瑜为名的推特账号。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有多人因为销售翻墙软件被判刑。
一位上海资深网民向美国之音反映，他家日前遭到警察多次深夜叩门，怀疑是因为他在推特上发帖，在拒不开门后，他家的电闸被切断，让他深陷恐惧中。
另一位上海网民、高校教师最近抱怨其Facebook和Twitter账号消失，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情况时，对方回复“你懂的”。
（美国之音艾德、黄丽玲对本报道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