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于周四闭幕，这是中共自2018年2月底宣布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来，时隔20个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共官媒报道称，以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首次。围绕此次闭门会议，外界揣测众多，有关高层角力、贸易战等方面，中共在会后发布的通篇充满官样文章的公报没有体现。分析人士指出，突出强化党领导一切是四中全会的重点，而中共当前力推的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公报提出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管治香港的相关法律等问题，值得注意。
在中宣部周五（11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金权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江金权说，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六年后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会公报中再次提到这一点。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宣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同时也表示要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韩文秀还说要“健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围绕美中贸易谈判，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中国官方近期在不同场合表态，将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人大今年三月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将保护知识产权、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写进法律条款，该法将于2020年开始实施。
中共四中全会前，独立时评人士邓聿文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目标落空，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和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评论认为，此次中共全会的公报并无新意，仍然强调党的领导，缺乏实质改变。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这份公报的内容面面俱到，不知所云。章立凡表示，中共仍然强调党的领导，没有任何作出让步的迹象，一旦作出让步，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结局。
章立凡说：“只能看到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无非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驯化，它也就是讲这些。而且整个会议也是围绕这个中心，因为它是要通过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最主要的东西。”
北京研究转型问题的独立学者周舵认为，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国”、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目标，在一党专政的背景下这些目标难以实现，而中共对于何为法治也缺乏明确的定义。
周舵说：“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重点的重点就是两个字——法治，就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建设吗？不就完了吗？这就是治理现代化啊。法治是什么，法治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就是你首先除了每个人都要守法外，政府尤其要守法。每个官员都要守法，这才叫法治啊。不是那个rule by law，是政府拿法制来管制人民，自己不受法律约束啊。这根本是两回事啊。你现在什么是法治，没看到官方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特别要命，这才是要害。治理现代化离开法治你谈什么现代化啊，那不就是回到皇权制吗？”
这位体制转型问题学者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任党总书记之初曾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依照宪法执政治国等主张，讲得非常好，但是后来没有看到落实。
中共四中全会召开期间，香港市民的抗议活动仍然持续不断。会议公报中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周五中宣部的记者会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主任沈春耀表示，要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沈春耀还表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历史学者章立凡注意到，本次全会特别提到对香港的管治，这显示中共已经将香港纳入其治理体系，未来可能在香港推动关于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
章立凡说：“把香港问题也纳入到治理体系里头去了，已经变成中共治下的了，所以这跟《中英联合声明》讲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别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相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肯定是包括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了。当然，现在看它还是要做长臂管辖，对香港它要管治，可能要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推出，或者重新推出“23条”，这对今后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北京的体制转型问题学者周舵指出，实施依法治国，政府及官员要遵守法律，并且法律应该保障人权。
周舵说：“这个法制里边的法律不是说你立法机构随便立个法，行政机构政府随便出台个什么规定，什么行政命令，那就叫法律啊，法律有正义的良法和非正义的恶法之分啊，这法理学你首先要从最顶层搞清楚什么是正义的良法，什么是非正义的恶法，正义的良法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保证人权。”
中共四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但是没有包括网络空间一度盛传的高层人事调整和接班人安排。
对于邓小平时代和江胡时代中共奉行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选拔任用条件以及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章立凡指出，中共体制吐故纳新的能力正在减弱，随着权力和阶层固化，体制给年轻人的上升机会并不多。他说，前辈们占据着重要位置，一时退不下来，这个体制进入老龄化也是可能的。
章立凡说：“还有废除终身制这一点，实际上通过去年修宪已经体现出来，就是倒回去了。这一点就是一个重要的示范作用。也就是说，既然最大的、年龄最高的、权力最大的都不退，那大家都不愿意退。有一个榜样啊。对于邓小平的那一套来讲，实际上就是推翻了这些东西 -- 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最近有人注意到中共制定的多项长期规划中都设定了2035年这一时间点，推测这可能意味着这些规划为习近平会长期引领中国发展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