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政府逐步落实北京为香港选举敲定的细节。在民主进程面临大倒退，民主派参政空间大幅缩小的同时，有分析认为，最终成为赢家的未必是当地的商界领袖或者亲北京政界人士。观察人士根据中共过往的轨迹，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精英日后会被边缘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后有望晋身治港班子。
商界精英前途堪忧
香港行政会议本周二（4月13日）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及选出四十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五个界别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席位。
譬如第三界别新增“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其中同乡社团包括广东、福建等中国省市社团。第四界别增设“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别则有110席是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包括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团体。
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特首选举结果。有舆论认为，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将没有与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就扔”来形容北京对香港商界精英的态度。
中共行事有迹可循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这种假设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轨迹。陶杰说：“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上海工商资本界喊话，叫他们留下来为新民主主义、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他甚至说，我们共产党不介意你留在新中国剥削工人，你们的剥削是有功的。到了1957年，知识界的精英被邀请对共产党执政的种种不满发表意见，（当时）很多知识界（人士）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很大的弊病，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险境，被引蛇出洞 。”
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商界对于“一国两制”充满期盼，陶杰记忆犹新。
陶杰说：“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三十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那时候比较相信邓小平或者邓小平的继承人，有上海作风的这个叫江泽民，结果头十几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资本与香港的民族资本精英，非常能打成一片。”
马云如此 何况你呢？
陶杰说，时移势易，现在就连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也无法获得中共信任，更何况这些香港土生土长的精英。
陶杰说：“最近几年我们看来，即使在中国大陆民间企业家都没有受到很友善的对待，像马云、王健林、马化腾这些，他们没有反对中国，也没有涉及任何颠覆政权的活动，但是可能他们太有钱，也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在体制上三十年来都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如果是美国的石油大亨哈默到今天的（‘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他们能够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法治和税收制度下，他们能够享受（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陶杰眼里，香港的亲北京精英集团分为数大阵营，包括地产集团、外资财团、本地中小企，也有共产党在香港培养的组织，包括民建联和工联会。
陶杰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引渡法（逃犯条例），触发一百万人，两百万人的示威。在这场示威背后，也许中国领导接到了香港左派的小报告，后面有香港的财团在参与，而即使没有参与，但也没有反对。林郑月娥施政的无知、粗暴、误判使香港一国两制崩坏提早发生，而且加速。 ”
亲北京阵营恐被边缘化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的看法与陶杰不谋而合。近日裴敏欣在“日经英文新闻网站”撰写文章，他说，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时没有征询香港政府高层意见；而修改香港选举法的过程，更把整个香港亲北京阵营派排除在门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况将陆续有发生。
陶杰认为，香港商界领袖被边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近日基层组织的言论可以看到端倪。他说：“新的选举制度很明显又把香港的工商界和地产界利益代表分薄了，边缘化了。最重要是一些迹象让香港的精英不安。中国调动了工联会在内的香港的基层组织，口头批斗香港的财团，说香港的房地产是‘癌症’，等于在性质上已经把香港若干财团定为敌对关系。香港的精英也不是傻的。他们知道什么叫慢火煎鱼或者温水煮青蛙。”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直接，估计日后会任用忠诚度更高的中国国内精英作为治港班子主要成员。
郑宇硕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经历了很多中间派人士，很多民主派人士，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们了，五六、五七年更有反右派运动等等，他们成为斗争对象了。”
中共不信任统战对象
郑宇硕相信，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未获得北京的真正信任。他说：“中共本身对执政班子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纪律性和忠诚度。外围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谓统战过来嘛。翻翻旧账，现在顶尖的人其实也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只不过在回归关头他们离开港英阵营，跑到亲中共的阵营，忠诚度其实也很值得怀疑。”
郑宇硕表示，亲北京阵营中的大资本家也不是听话的一群，具体表现包括拿外国护照，把资产转移到外国等等。这类所谓的‘走资’行为也是中共纪律所不容许的。
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资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过于依赖地产的香港企业要“表忠”则比以前更困难。
罗先生说：“以往（‘忠诚’的定义）可能是让香港人到大陆去开厂做生意，把外商带进去，这也是香港最擅长的。但到了2021年这已不足够，你必须帮忙‘引进’技术，即使这些技术不是你自己的。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很多价值都由中联办重新厘定。商界也有微言，觉得这是行不通的，他们体会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两三年前所想象的有很大出入。”
罗先生认为，香港亲北京阵营面临被边缘化与领导层青黄不接有关。他说：“亲北京阵营年轻一辈当中没有一个突出的，就连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既然中央提供了那么多资源和时间，出来的效果却是这样。中央自然会有B计划。”
精英们何去何从？
面对未来，这些支持中共政权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学者郑宇硕认为，其中一个选择是参考香港巨富李嘉诚，把资金分散投资在全球各地。
郑宇硕说：“要是他们有这个本领像李嘉诚一样，在基建、石油、甚至高科技、通讯打开局面当然更好，要是不行，那起码在外国搞房地产，他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能力，不过你要是这样走资的话，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更加下降了。”
时评人陶杰则认为，选择留在香港的精英们必须面对现实。他说：“如果要留下来只能跟香港的中资或者红色资本暂时合作，但是他们的所持份额会越来越‘淡’。第一是避免个人的批斗，第二是避免个人企业财团被批，第三是避免香港整个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肉在砧板上，要嘛你不喜欢你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