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出生长大的卡西姆·卡什加尔受过良好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曾在乌鲁木齐创办第一所政府批准的私立语言学校，一度是受到中国当局表彰的“模范维吾尔人”。他为何在2017年逃离中国，成为美国之音的一名记者？在异乡，他找到自由了吗？
这是一个维吾尔人的自白。
对于像我这样的流亡者，有一种对过去的依恋。这种过去包括你的故土、你的人民、你的文化、你的语言和其它一切。
当你知道你肯定、100%回不去了，你便会有一个梦，你会在梦中回去。
这个梦我做了一遍又一遍。在梦中，我来到埋葬我母亲、我外祖母、祖父母和祖辈的墓地。我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看到认识的人们的坟墓。
我想找到家人的墓。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找不到？然后我意识到，哦，他们入土时我并不在这里。我想找人告诉我他们墓地的位置，但我却找不到，然后我会从梦中醒来。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外祖母告诉我，你能为逝去的亲人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为他们祈祷。当我祈祷时，我会戴上外祖母亲手编织的朵帕（维吾尔人的传统花帽）。
但是在乌鲁木齐，如果我每天戴这顶帽子，那会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标志——因为我在展现自己与汉人的不同。
你的民族认同是分裂主义的标志，你的宗教信仰是极端主义的标志。如果他们找到了一条祈祷毯，你便在劫难逃。
我在美国，一个安全的国度。我并不担心自己会因为使用真名而受到伤害，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我毫不掩饰使用真名，我的家人、朋友和家乡的亲戚会成为当局的目标。
过去至少20年间，我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下。在中国的时候，我没有公开反对过政府，因为我想保护自己和家人。离开中国后，我仍在这样做。我尽量保持沉默，我依旧担忧。
缄口不言真的有用吗？使用假名真的有用吗？我的朋友、导师、老师和一些亲戚都成为过当局的目标，直到现在，他们仍在被拘留、监禁，甚至杀害。
2015年8月16日，乌鲁木齐的阿特兰语言培训中心举办了一次员工聚会。人们载歌载舞，语笑喧阗，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然而，这场聚会最终却成了卡西姆不愿回首的往事。他指着一张当时的合影回忆说：
那是一次员工的夏季聚会，有音乐，有笑声。我们玩得很开心。在这张照片中，唯一没进监狱的人是我，剩下的人都被关起来了。这张照片提醒我，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正在受苦。
镇压、拘禁、折磨、强迫……在恐怖高压来临前，新疆也曾有过转瞬即逝的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刻。
我记得和外祖母坐在马车里时，她会说：“你不明白，我的孩子，你出生在最好的时代。”
1979年我出生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实际上对维吾尔人的生活来说，是短暂的复兴。维吾尔人有一定的自治权，直到1989年。
2000年初，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我参加过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英语演讲比赛。大学毕业后，我开办了语言培训学校。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所政府批准的维吾尔人开办的私立语言学校。人们将我看作教育工作者，有影响力的人和维吾尔人的骄傲。
2009年6月，中国南方一家工厂的几名维吾尔务工人员被汉人杀害。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引发持续数日的大规模骚乱与维汉暴力冲突，造成近2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国警方将此次事件称为“暴力恐怖袭击”。
抗议活动在傍晚爆发。我和至少5、6名核心员工正要外出吃晚饭。我看到一名中国女性带着两个小孩朝我们走来，她问我们能不能借用一下电话。我注意到她非常非常害怕，便问他们是否想呆在我们的学校里。
7月9日午餐时间，7名便衣警察带着武器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想，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借口来逮捕我。审讯快结束时，级别最高的警官进来坐在我面前对我说教，然后他感谢了我帮助过的那名女子和两个孩子。
当他们送我回去时，三名警官中的一名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送你回家。按照原计划，你今天就该消失。”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新疆问题学者肖恩·罗伯茨告诉美国之音，“7·5事件”成为中国维吾尔人境遇的真正分水岭。它不仅在该地区制造了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即维吾尔人对稳定构成了威胁，也在汉人中也引起很大恐慌。
“7·5事件”后，中国政府开始逮捕更多的人，监控力度一天比一天强。自2017年初，新疆大规模拘禁营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维吾尔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消失。
面对诸多新疆拘禁营的证据，中国政府不断改变说辞，由沉默转为否认，最后更为其辩护称，这些都是遏制极端主义的职业培训中心。
当这么多事情发生时，我开始思考否应该继续被压迫，继续生活在这里。人们被任意拘留，我自己也不断受审，我觉得我的安全没有保障。
在全国青年模范选拔中，我被选为所谓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代表。在我去北京领奖几周前，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坐下来和我说，他很高兴终于看到坏维吾尔人被逮捕，像我这样的好人得到嘉奖。
我当时想：你跟我说，我是好的维吾尔人，你很高兴看到坏人被抓起来了？但那些“坏人“其实和我一模一样。是他，让我重新思考了我人生中的决定。
当我跟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握手时，我知道我会在这个月内离开中国。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想离开我的祖国。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但我却没有办法遵守这个诺言。
2017年，卡西姆终于下定决心，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踏上未知的旅程。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妻子，我们要去迪拜旅行一周。当我们坐上飞机时，我告诉她，我们不会回去了。2017年5月到10月，我们辗转迪拜、土耳其，最终来到了美国。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解脱了，我看了看我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和我在一起，我不禁感叹，终于自由了。
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我没有任何未来，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我告诉家乡的每个人，我在纽约学习烹饪。
突然有一天，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下达了一个通知：如果语言培训学校的法人在几周内不出现，就会吊销学校执照。如果我返回中国，我知道我会被抓。
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祖父母家。她（外祖母）2019年2月去世了。那时我在美国。我外祖母临终的时候，有一个词她说得很清楚，那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如果我留在中国，我外祖母可能都无法确定我是否活着，我可能会被关进监狱。
过去五年里，我一直在压抑一种情绪。你必须非常努力地通过锻炼来达到平衡。如果我停止锻炼或跑步，我知道我会迷失。有时候你只躺在床上，但就是起不来。你扪心自问，这是什么？哦，这就是恐惧。
即使在美国，我没有一天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我最亲密的亲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都在被间接骚扰。中国的秘密警察让我的一个朋友联系我，他们告诉我朋友，他们已经知道我在美国之音工作，他们有兴趣成为我的“朋友“。我拒绝了。
在美国，当你走在街上的时，你不用担心警察过来检查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报复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树立正确的榜样，至少是为了我的孩子们。他们应该了解发生在父母身上的事情。
2023年，卡西姆在美国获得了庇护。他开始用真名写作，并为自由、为人权公开发声。
我在美国之音报道有关中国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新闻。每次我报道新闻、采访，读到关于镇压维吾尔人的报道，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重温我经历过的创伤。但最后，我会感到满足和欣慰，因为我知道自己带来了一些影响，让全世界了解正在发生的事。
马丁·路德·金曾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我也有一个梦想——我必须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为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中所说的一切而战！平等，正义和自由是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
在美国获得庇护后，我有了真正选择和使用真名的自由。
我的名字是卡西姆·阿卜杜拉欣·卡什加尔。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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