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告，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迹”。可是，观察人士指出，疫情后，数码鸿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养老和医疗问题更加紧迫。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完全依靠子女来照顾老人已经不太现实，而中国的养老设施又很不完善。那么，谁应该为养老买单？政府要如何监管养老设施？又要怎样从制度上解决老年人的贫困和养老危机？

《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教授，和纽约独立学者万延海先生来探讨和点评。

根据中国公共记录，过去4年里，有1000多起针对销售退休服务的公司提起的刑事诉讼。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说，东北老龄化最严重，诈骗案例多，威胁到社会安全和政权稳定。

易富贤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老人一方面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老人缺乏子女照顾，他们高度依赖于社会养老。刚才你说的沈阳，尤其东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10多年，东北的老年化最严重，而目前东北老人很多还有退休金，所以东北的老年诈骗案发生的比较高。中国现在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还不是很严重，目前中国储蓄率是很高的，在全世界应该是最高的，所以老年手上还有钱，所以引发了诈骗案。那么，随着今后中国老年人口增加，那么劳动力减少的话，中国的储蓄率下降，如果再有这些诈骗案的话，那么，很多老人就面临着生存危机了。所以中国如何确保养老金能够得到合法保证，中国的法律界应该出台一些保障。因为刚才说了，古代对于不孝是很严重的惩罚，和这个谋反是并立的。现在这个老龄诈骗案严格来说，跟古代的不孝是同一个等级，是威胁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和政权的稳固的。所以r如果这个方面不做好的话，那么，对整个社会冲击是很大的。”

由于上世纪中国一胎化政策和经济结构的改变，完全靠子女养老已经不现实。纽约独立学者万延海说，中国政府养老金预算和使用缺乏监督，仅靠家庭机制恐怕未来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万延海说：“美国老年人的权利法案在联邦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是有资金的配套，它都和很具体的政策，和具体的资金预算是挂钩的。那么，在地方上的话呢，也都是这么做的，特别是它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它有议员制，各级议员会把老年服务带到地方议会、州议会，或者是联邦层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服务社会方面一个开放竞选体制，对老人家有很多照顾，议员为了获得选票，就会把很多的支持给老人家。在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官本位的，以政府官本位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老年人缺乏一个代言机制。我们的老龄委员会理论上来讲做老年人的权益啊，一些呼吁啊，一些政策性的研究啊。但是--这样的机构很好，中国也很多的智库，但是它缺乏社会活力，它没有一个来自社会老年人口、来自于社会工作者、来自于民选官员的推动力。那么，在体制方面，民政部门跟医疗部门、跟卫生部门似乎合作得也不好。我觉得中国在资金的预算方面缺乏一个明确的资金预算，也是不够的，而且这个预算是不透明的。究竟老年服务的这些预算，从中央到地方钱怎么用的，缺乏一个社会监督的机制，也缺乏一个社会性的推动机制。我想中国这块，特别是家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护理这一块的资金支付体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以家庭护理为主的养老体制当然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仅仅有家庭的体制恐怕未来的社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