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欧美欢呼新冠疫苗诞生的同时，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也在阿联酋和巴林注册；另外，科兴的疫苗也运到印尼和土耳其，准备大规模接种。可是，中国疫苗没有完成三期临床实验，至今缺乏数据和关键细节，围绕疫苗研发，商业操作，和监管机构的丑闻和争议再次让外界深感不安。那么，中国疫苗所谓“成功”的幕后有哪些乱象？中国疫苗有哪些致命弱点？这些疫苗走出国门，对全球抗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阿联酋和巴林先后在12月9号和13号正式批准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两国政府引用的初步数据显示，这种疫苗的有效率为86%。可是，没有提供其他重要细节，也没有表示是否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独立分析。另外，印度尼西亚接收了120万剂中国生产的科兴疫苗，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和科兴生物签署了5000万剂疫苗的供货协议，两国准备大规模接种。
专家指出，中国疫苗使用传统灭活技术，相对安全，储存防备，成本比较低，是受到这些国家欢迎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说：“减活或者灭活这项技术广泛地使用在其他疫苗的制作过程中，所以的话，技术比较成熟，储存比较防备，所以在其他国家很受欢迎。”
不过，独立时评人何岸泉说，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疫苗也是出于经济压力和缓解民怨的政治考量。他说：“早日从疫情中解放出来，恢复经济，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像阿联酋、巴林这样有钱，但是没有疫苗的国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掏钱买，不管质量好坏，用上再说。”
中国疫苗正在巴西、秘鲁等大约10个国家做三期临床试验，据医学期刊《柳叶刀》报告，科兴的克尔来福疫苗目前只有一期和二期的测试报告，没有像美国的辉瑞、莫德纳，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团队那样公布中期分析数据。
正是因为缺乏透明度，外界再次挖出科兴等疫苗公司近年来的行贿“黑历史”。《华盛顿邮报》刊登长篇报道，援引2016年公开的庭审记录指出，科兴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承认，在2002-2011年期间，向药监官员提供55万元人民币回扣，换取加快批准科兴生物研发的甲肝、非典、禽流感等疫苗。药监官员尹红章后来因受贿罪被判10年监禁，而科兴生物的CEO尹卫东不但免予起诉，而且继续担任科兴CEO至今。
何岸泉指出，在中国官商勾结是专制集权国家的特色之一，有些疫苗公司本身就是国营企业或者央企。
他说：“受贿者坐牢，而行贿者尹卫东免于起诉一事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说明尹卫东背后有人，有人就有权。在权大于法的中国，罪犯可以逍遥法外。”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54起涉及贿赂地方官员。监管的薄弱导致了很多“毒疫苗”流入市场，比如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生产的狂犬病疫苗，2019年江苏金湖县145名婴幼儿接种了过期疫苗，等等。揭露和报道毒疫苗的家长、记者和律师等人士遭到骚扰，恐吓和拘留。而是绝大多数疫苗公司都继续经营下去。
何岸泉说：“腐败一定会常态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的保护助长了疫苗公司罔顾消费者利益，一昧追求暴利的罪恶。这种罪恶通常以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而且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因为暴利的部分会用于行贿官员，购买政府公权利的保护，这是中国社会一道邪恶的风景。”
几年前，中国深圳的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伟民向政府监管官员行贿，换取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2016年，这名政府官员因收受杜伟民和其他几家疫苗生产商的贿赂而入狱，而杜伟民从未被起诉。现在，康泰成为阿斯利康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那么，该怎么看待对一家有道德污点，甚至涉嫌违法行为的企业和它所生产的疫苗？
刘成龙表示，这些企业的丑闻和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属于司法解决的范畴，但是，他说，由于疫苗及其重要，受到广泛关注，无形中对康泰生产和配送疫苗形成严格的监督。
他说：“理论上说，我们是有一套监管体系在那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总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也很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有人对这些情况担忧是很正常的，但是目前他们生产的疫苗在国外接种，我担心会相对少一点，因为他毕竟要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对吧，因为这些国家也非常关心自己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有很大舆论压力，说是不是和这些人合作会出问题。”
刘成龙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或者公司对出口疫苗会比在国内使用的产品更加重视质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有其他政府的参与，其他卫生部门的参与，所以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对更加有保障。
不过，独立时评人何岸泉说，中国政府扶持并保护这个饱受腐败和争议困扰的行业，反而对中国疫苗企业的发展起到灾难性的作用。
他说：“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疫苗公司对疫苗质量的管控和新型疫苗的开发。刚才刘教授也说了，出口的和中国国内自己用的质量会不一样，这是不正常的，对不对？不应该对待非中国人和中国人采取不同的质量要求标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罪恶。因此号称赢在起跑线上的中国疫苗，我为什么说‘号称赢在起跑线’，因为3月16号，陈薇团队就开始进行第一期的临床试验，因为中国是病毒发源地，新冠病毒又称武汉病毒，发现早，疫苗研发也早。但是我们发现陈薇团队在3月16号到9月份，一直高调宣扬她的团队成功研发的疫苗一期二期，但是到现在悄然无声，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可想而知他们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在研发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三期临床试验当中，数据很难堪，才会造成无声无息，没有消息了。由此可见，疫苗研发水平低下，质量存疑，在中国政府不当地扶持和保护下，成为中国疫苗致命的弱点。”
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和科兴生物签署了5000万剂疫苗的供货协议，第一批灭活疫苗在12月11号之后运抵土耳其。印尼也在12月初接受了120万剂科兴疫苗，准备广泛施打。
专家表示，目前由于美国辉瑞疫苗的产量有限，即使莫德纳的疫苗通过后，也已经被订购一空。因此，中国疫苗不管质量如何，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如果中国疫苗不参与全球抗疫，很多国家要等到明年才能有第一批疫苗。专家指出，暂时无法判断中国疫苗在其他国家广泛施打的后果，不过，在欧美疫苗无法普及的时候，中国疫苗可以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
阿联酋和巴林先后在12月9号和13号正式批准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两国政府引用的初步数据显示，这种疫苗的有效率为86%。可是，没有提供其他重要细节，也没有表示是否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独立分析。另外，印度尼西亚接收了120万剂中国生产的科兴疫苗，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和科兴生物签署了5000万剂疫苗的供货协议，两国准备大规模接种。
专家指出，中国疫苗使用传统灭活技术，相对安全，储存防备，成本比较低，是受到这些国家欢迎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学府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说：“减活或者灭活这项技术广泛地使用在其他疫苗的制作过程中，所以的话，技术比较成熟，储存比较防备，所以在其他国家很受欢迎。”
不过，独立时评人何岸泉说，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疫苗也是出于经济压力和缓解民怨的政治考量。他说：“早日从疫情中解放出来，恢复经济，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像阿联酋、巴林这样有钱，但是没有疫苗的国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掏钱买，不管质量好坏，用上再说。”
中国疫苗正在巴西、秘鲁等大约10个国家做三期临床试验，据医学期刊《柳叶刀》报告，科兴的克尔来福疫苗目前只有一期和二期的测试报告，没有像美国的辉瑞、莫德纳，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团队那样公布中期分析数据。
正是因为缺乏透明度，外界再次挖出科兴等疫苗公司近年来的行贿“黑历史”。《华盛顿邮报》刊登长篇报道，援引2016年公开的庭审记录指出，科兴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承认，在2002-2011年期间，向药监官员提供55万元人民币回扣，换取加快批准科兴生物研发的甲肝、非典、禽流感等疫苗。药监官员尹红章后来因受贿罪被判10年监禁，而科兴生物的CEO尹卫东不但免予起诉，而且继续担任科兴CEO至今。
何岸泉指出，在中国官商勾结是专制集权国家的特色之一，有些疫苗公司本身就是国营企业或者央企。
他说：“受贿者坐牢，而行贿者尹卫东免于起诉一事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说明尹卫东背后有人，有人就有权。在权大于法的中国，罪犯可以逍遥法外。”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54起涉及贿赂地方官员。监管的薄弱导致了很多“毒疫苗”流入市场，比如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生产的狂犬病疫苗，2019年江苏金湖县145名婴幼儿接种了过期疫苗，等等。揭露和报道毒疫苗的家长、记者和律师等人士遭到骚扰，恐吓和拘留。而是绝大多数疫苗公司都继续经营下去。
何岸泉说：“腐败一定会常态化，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的保护助长了疫苗公司罔顾消费者利益，一昧追求暴利的罪恶。这种罪恶通常以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而且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因为暴利的部分会用于行贿官员，购买政府公权利的保护，这是中国社会一道邪恶的风景。”
几年前，中国深圳的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伟民向政府监管官员行贿，换取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2016年，这名政府官员因收受杜伟民和其他几家疫苗生产商的贿赂而入狱，而杜伟民从未被起诉。现在，康泰成为阿斯利康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那么，该怎么看待对一家有道德污点，甚至涉嫌违法行为的企业和它所生产的疫苗？
刘成龙表示，这些企业的丑闻和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属于司法解决的范畴，但是，他说，由于疫苗及其重要，受到广泛关注，无形中对康泰生产和配送疫苗形成严格的监督。
他说：“理论上说，我们是有一套监管体系在那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总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也很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有人对这些情况担忧是很正常的，但是目前他们生产的疫苗在国外接种，我担心会相对少一点，因为他毕竟要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对吧，因为这些国家也非常关心自己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有很大舆论压力，说是不是和这些人合作会出问题。”
刘成龙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或者公司对出口疫苗会比在国内使用的产品更加重视质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有其他政府的参与，其他卫生部门的参与，所以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对更加有保障。
不过，独立时评人何岸泉说，中国政府扶持并保护这个饱受腐败和争议困扰的行业，反而对中国疫苗企业的发展起到灾难性的作用。
他说：“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疫苗公司对疫苗质量的管控和新型疫苗的开发。刚才刘教授也说了，出口的和中国国内自己用的质量会不一样，这是不正常的，对不对？不应该对待非中国人和中国人采取不同的质量要求标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罪恶。因此号称赢在起跑线上的中国疫苗，我为什么说‘号称赢在起跑线’，因为3月16号，陈薇团队就开始进行第一期的临床试验，因为中国是病毒发源地，新冠病毒又称武汉病毒，发现早，疫苗研发也早。但是我们发现陈薇团队在3月16号到9月份，一直高调宣扬她的团队成功研发的疫苗一期二期，但是到现在悄然无声，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可想而知他们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在研发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三期临床试验当中，数据很难堪，才会造成无声无息，没有消息了。由此可见，疫苗研发水平低下，质量存疑，在中国政府不当地扶持和保护下，成为中国疫苗致命的弱点。”
土耳其卫生部已经和科兴生物签署了5000万剂疫苗的供货协议，第一批灭活疫苗在12月11号之后运抵土耳其。印尼也在12月初接受了120万剂科兴疫苗，准备广泛施打。
专家表示，目前由于美国辉瑞疫苗的产量有限，即使莫德纳的疫苗通过后，也已经被订购一空。因此，中国疫苗不管质量如何，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如果中国疫苗不参与全球抗疫，很多国家要等到明年才能有第一批疫苗。专家指出，暂时无法判断中国疫苗在其他国家广泛施打的后果，不过，在欧美疫苗无法普及的时候，中国疫苗可以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