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国安法》生效，列出“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等4类犯罪行为，被指为香港人带来“以言入罪”的恐惧，冲击言论自由。

在法例生效的第4天，香港公共图书馆随即下架最少9本政治书籍，其中包括学者陈云、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著作。白色恐怖下，香港一众书商及出版业界首当其冲。

社会运动作书本题材 因内容敏感被6次拒印

“印刷厂收到消息，政界正在找政治书籍的出版商杀鸡儆猴。”山道出版社负责人C先生如此说。山道出版社是香港一家独立出版社，本以出版网络小说及教科书为主，去年反修例运动后，开始出版关于社会议题的书籍，却遇上国安法，令出版过程困难重重。

C先生表示，寒蝉效应早在国安法通过前已出现。他们最新出版，收录有关去年反修例运动文章的《致自由》，一共被6家印刷厂拒绝印刷。此书在今年四月开始筹划及征稿，到五月底完稿时，消息传出中共将港版国安法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一家跟出版社长期合作的印刷商原本已答应印刷，则随即因为书本内容过于敏感而婉拒印刷。最后，山道出版社逼于无奈将印刷、钉装等工序送到不同公司进行，《致自由》才能顺利出版。

法律红线不明 出版社自我阉割

国安法生效首天，也是香港的7月1日游行，当天有10名港人分别因被搜获、展示印有“香港独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字句的旗帜或标语，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而被捕；翌日，港府正式发声明指“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有港独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意，违反国安法。

《致自由》一书中，有不少字眼提及上述口号，或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字句。最后，为了保障受访者和生意伙伴，出版社决定删减书本内容 - 例如“光复”改为自由、重建；“anti-CCP”要删走；讨论“港独”的段落更要全段删除，而封面上画有“光复香港”字眼的插画则被调低透明度。

“这种自我阉割令我感到悲痛不已。”C先生形容国安法出炉后，出版过程变得痛苦而艰辛。“在新的法律框架之下，出版业界最担心的，是红线到底在哪里。”模糊法律定义引发白色恐怖，而这也导致可以探讨的社会议题减少，可以出版的书亦因此减少。C先生预计，香港出版业将会萎缩。“国安法立法后，最可怕的是其实一直没有官方明确的指示，告诉我们哪些字眼及题材可以出版，哪些不可以提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其实很担心自己会误堕法网。”

教科书阐述社会现况 被亲中媒体批评“鼓吹暴力”

除了政治书籍，山道出版社的教科书也成为红线上的目标。 《通识总辑》是山道出版社出版香港通识科文凭试完整精读，每年皆均迅速售罄。在去年的社会运动开始后，此书讲述香港政治的单元，被亲中媒体《大公报》点名批评“鼓吹暴力”、“煽动民粹”。

“书本内容只是根据政府的课程指引，客观阐述议会抗争、社会不同思潮的出现，以供学生答题之用，亲中阵营却如获珍宝般，抓紧这点对我们大造文章，口诛笔伐。”C先生坦言，虽然现时政府没有直接审查教科书，却无法预计来年的情况。

出版业界面临更大打击 决意试探中共红线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兼集团主席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被警方上门拘捕，另有大批港警到苹果日报大楼进行搜查。 C先生说，此事反映政府对传媒和出版界的恐惧远超想像，也能预见未来出版业界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打击。

C先生跟同事商量删减内容时，回顾了香港出版业的历史，概叹香港的出版自由不复见。“一直以来，最能反映香港言论自由的，就是我们的出版自由。过去很长的时间，香港是个百花齐放的地方，台湾的禁书会经过香港送到大陆，大陆人也会来香港购买大陆不能买的禁书。有了国安法，有些题材我们不可以再讨论，有些字句，将连出版也不可以。”

然而，在言论自由收窄之际，出版社计划推出更多记录性书籍，“出版自由总要有人站在前线，虽然害怕，但我们只有迎难而上，在这刻我们希望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捍卫出版自由。”C先生笑言，自己已拜托朋友在自己被捕后照顾其家人，并已将电脑同所有敏感资料全数删除，“因为我跟合伙人希望试探中共的红线在哪里，起码让大家知道底线，否则更多的猜度，只会造成更多出版社自我噤声，出版自由便会彻底消失。”

国安法以言入罪 书店忧误堕法网

黄之锋说：“白色恐怖不断弥漫，国安法根本就是用来以言入罪的工具。”国安法的红线上，除了有出版社，也有一众独立书店。“序言书室”是香港一家独立书店，主要售卖人民学科及社会科学类别的书目，政治书籍占书店销售量约3成，负责人李达宁不约而同地表示国安法可怕之处是红线的模糊。

“香港的惯例是，只要政府没有明文说明违法的事，大家便可随便做。但内地素来的做法则是，直至被上门拘捕的一刻，你才知道自己已触犯法例。”李达宁指，现时官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清单，说明哪批书目将被正式禁卖，对书店造成困扰。“也许有一天，国安突然到书店，大家才知道某本书籍是禁书，但我们早已误堕法网。”

温水煮蛙 香港书业被逼走上言论自由前线

“序言书室”在2007年开业，李达宁表示，早在2012年，他已感受到香港出版业气氛的转变。当时，香港发生国民教育风波，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最高峰有超过12万人参加集会反对国教。风波过后，有亲政府的声音要求出版商减少出版某一立场的言论。

到了2015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更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编印的《香港民族论》一书发表错误主张，被指干预出版自由。同年年底，香港发生铜锣湾书店事件， 包括桂民海、林荣基在内的5人，因经营以出版中国大陆政治禁书闻名的铜锣湾书店遭到北京当局逮捕。

“我们没有想过要走上言论自由的前线。”李达宁表示，当初开书店只希望推动香港的阅读风气，从没想过卖书也会成为政治使命。“来到今天，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冲击，作为书店，我们则无奈地变成了事件的中心。”

中联办旗下“三中商”垄断市场 干预书籍内容

然而，中共对香港书业的干预并不只反映于个别政治事件上。 2015年，香港媒体揭发中联办一直垄断香港书店市场。香港有三大连锁中文书店：商务印书局、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三中商”），占香港书店总量超过一半。香港媒体《壹周刊》揭发，三家书店全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而联合出版背后，正正由中联办透过空壳公司经营。联合出版集团更涉猎出版、印刷、发行、零售等业务，占有8成以上相关市场。

凭着庞大的市场占有率，“三中商”一直在背后操控书籍内容。李达宁说，早在数年前，连锁书店已经开始对书稿作出软性审查。“出版社在出版之前，会让连锁书店审阅书稿，而涉及政治敏感内容的书籍，书店会以减少进货量作要胁，要求出版社删减内容。这是以商业营运的名义，行政治审查之实。”

早在2013年，“三中商”之一的中华书局已被发现擅自篡改港大历史系教授高马可（John M. Carroll）所撰写的《香港简史》中文版，删去书中有关中国政府的敏感批评，包括中国政府是“远比殖民政府更专制的政府”、大多数香港人“宁愿接受英国殖民统治，而不想被中国统治”等部分。有出版社向李达宁透露，近年“三中商”拒绝售卖政治书籍，令相关出版社销量下降达七成。

引《暴政》一书：不要主动配合政权

“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不会做违法的事，但也不会主动配合极权的打压。”李达宁说，开书店作为商业营运，可以做的不多。政府明文说明了谈论“港独”违法国安法，所以书店会将有关港独议题的书籍下架，但不会停售除此以外其他的人文学科相关书籍。“我们不需要过度诠释法例，所以书店不会主动评论哪些书目特别敏感，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也不应该为极权设想。”

“香港生活这么多年，香港人一般也会习惯拥有思想和集会自由。所以理性上预视了自由的消退，但现在自由真的消失时，情感上还是会感到无奈和伤心。”作为书店负责人，李达宁以最近读过的一本书勉励港人：“《暴政》一书提到大众不要主动配合政权，因为当大众主动配合，政权打压的速度及力度，将超乎政权本来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