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报导：经济衰退是否改变了世界？

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一场全球性经济衰退并没有演变成为又一个“大萧条”。一些分析者认为，这场衰退可能影响到世界格局和经济秩序，但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却因为衰退“不够深”而没能使各国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

美国《新闻周刊》在步入新年之际发行了一份特刊。刊物封面以一个巨大的问号带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场衰退到底对你身处的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要说的是这个问题的前提，也就是衰退前夕末日预言般的景象并没有出现；虽然每个人都在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像从前了，但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切似乎开始恢复往常，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并没有再现。

时政分析家、新闻周刊国际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衰退没有带来预料的灾难，是因为战后世界享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以及稳定的秩序有利减轻通胀压力，再有就是层出不穷的技术为这个世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

*问题能否得到纠正？*

我们自然应该为这场衰退未能将这个世界拖入深渊感到庆幸。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导致衰退的问题是否能够在世界经济复苏后得以纠正？

政治经济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正是因为这场衰退陷得不够深，许多问题无法得以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福山说：“许多人将衰退同时视为巨大的危险和某种意义上的机会。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导致银行系统崩溃，弗兰克林·罗斯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2年当选总统。那次选举被政治学者称作为‘重组性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

福山说，罗斯福时期的政府和国会正是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得以“重组”，而“左倾”政治导致美国福利体系得以建立。他将这段历史与当前衰退背景下的奥巴马政府相比较。但是他说，复苏似乎来得太快，以至于令衰退带来的危险和机遇同时消散，也就是说衰退前的问题看样子无法借此机会得以根除。

所谓“衰退机遇”的浪费并不只存在于美国。福山认为，国际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也因此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他说：“中国通过强化一贯的作法而摆脱衰退。在过去十年中带动经济增长的美国消费者在过去一年中退却了。他们则通过大量政府支出取而代之。但从结构上讲，这却强化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原来就存在的缺陷。”

*未带来足够结构性改变*

新闻周刊国际商业资深编辑拉娜·弗鲁哈尔(Rana Foroohar)则提出了后衰退时代的“新常态”(New Normal)问题。她同样认为，衰退并没有带来足够的结构改变。

弗鲁哈尔说：“从某些方面讲，我认为‘新常态’实际上还是‘旧常态’。后衰退时代的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只比从前少了两家。自衰退发生起全球推出的史无前例的刺激计划事实上提振了市场信心，以至于人们开始谈论更多的‘泡沫’，也就是‘回声泡沫’(echo bubbles)。”

所谓“回声泡沫”是指跟随主要“泡沫”后出现的较小的“泡沫”。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当局空降大笔现金应付衰退，会引发因廉价货币投机而导致的第二轮衰退。

弗鲁哈尔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比尔·格罗斯曾撰写多篇文章，探讨所谓的“新常态”。她说，投资领域许多人都认同格罗斯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将看到的是缓慢增长、再管治、全球化的倒退或者地区化，总之肯定与过去几十年间的所谓“超级资本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不过，福山等人仍然看到这次衰退中产生的一些正面的结果，例如在全球经济政策方面，二十国集团取代了八国集团，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多发言权。弗鲁哈尔也认为，所谓“金砖四国”在这次衰退中脱颖而出，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政治架构更具弹性，而其增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将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新的稳定因素。

关键词：经济衰退，结构性改变，衰退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