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本周一突然宣判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博士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引起了澳大利亚全社会范围内的强烈关注。在澳中关系回暖的当下，中国政府此举让很多人困惑不已，并且在澳大利亚人中引起巨大愤慨。
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判决表示“震惊”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会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表达我们的反应，并于当日召见中国驻澳大使。星期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中国判处杨恒均博士死缓令人“愤慨”。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也对此事作出了强烈回应。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当下，做出这一举动让许多人感到费解。而且最关键的是，并不稳定的澳中关系将会因此而走向何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法教授唐纳德·罗斯维尔(Donald R.Rothwe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该事件将对澳中关系会产生影响。
“澳中关系近几年经历了跌宕起伏，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在经贸、外交方面两国都出现了分歧。主要是澳洲政府主张查证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引起的。之后两名澳洲公民被中国政府扣留，成蕾和杨恒均，”他说。
罗斯维尔教授指出，2022年澳洲工党上台执政后，澳中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改善，有两个重要事件标示着这种改善的进程。一是2023年10月中国政府释放了澳籍记者成蕾。另一个是澳洲总理2023年年底访华。加上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两国双边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信号。
“昨天我们听到中国法院判处杨恒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接下来有关杨博士的法律诉讼持续存在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反对死刑政策最强烈的国家之一，所以，我认为这些因素至少在中短期内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很不利的影响，直到杨恒均博士的问题得到某种解决，”罗斯维尔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罗斯维尔教授从法律角度分析道，一方面有人会认为澳中法律体系有差异，相互不应该在法律判决上进行影响，进而影响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经过五年的关押，人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是没有明显的证据对杨恒均进行指控的。
“根据中国法律，他被指控犯有某种形式的与间谍活动或处理国家机密有关的罪行。事实上，这与他之前在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情报部门的服务有关，所以是都是些逻辑推理得出的罪名，缺乏实证，”他说。
罗斯维尔教授表示，对于任何国家、任何人，尤其是曾经为间谍部门工作过的人来说，任何有关间谍或处理国家机密的指控都会被视为极其严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杨博士被定罪后被判处非常严厉的刑罚也就不足为奇了。
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工党现在的立场就是在走钢丝，想在杨恒均人权议题与稳定澳中经贸关系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在发生冲突时哪一个议题应该优先？”
冯崇义教授认为，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立国之本是应以民主自由价值优先。即把澳大利亚公民的生命、尊严、人权置于首位，而不能把短期的商业利益置于优先。“现在可以看出来工党在摇摆，尽力让澳中经贸关系不受此判决影响，这是令人忧虑的，”他说。
在谈到杨博士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使杨博士获得保外就医时，冯教授说：“如果中共想达到它地缘政治、经贸方面的目的，从人道主义考量，准许杨恒均保外就医，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是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按照常规出牌，他们是一个流氓政权。”
冯崇义教授认为澳洲政府应该朝着杨恒均身患重疾营救他出狱方面而努力。他表示，澳大利亚政府要摆正位置，在中国政府做出善意动作，释放允许杨恒均保外就医这个声音之前，不能承诺维持正常的经贸关系，要有立场、有态度。
“如果中国政府连澳大利亚无辜公民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予以保障，中共政权继续肆意妄为，这就是一个信号，即所有的澳大利亚公民在中国都不安全，有可能随时会被抓起来，被中共拿出来做人质交易，这是不能接受的，”他说。
冯崇义教授与罗斯维尔教授都认为杨恒均博士的罪名是逻辑性的。因为他在网上发布一些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呼吁人权民主，用间谍罪把他三十年前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时在香港的一些活动，翻出来给他定罪，判处他死刑，这本身是很荒谬的。他们指出，此事不管从人权、道德、法律上讲，中国政府要释放杨恒均没有任何障碍。冯崇义教授说“2019年抓捕杨恒均的罪名就是间谍罪，而国安部本身就是间谍机构，编故事、罗织罪名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国安部门给杨恒均编织一个罪名并不是难事。”
冯崇义教授认为当下中共政权，特别是习近平极权复辟之后，章法全乱，用正常的逻辑去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很困难。
“经贸方面中共政权想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要不然中国的经济会彻底崩盘。同时在中国国内到处抓特务，抓间谍，把一些商业行为当成间谍活动，定成犯罪。所以，这种政策是完全相冲突的，但是中共就是这样做的。外交部、商务部到国外招商引资、交朋友，公安部、国安部在中国不停地抓人，人心惶惶，这是章法全乱的操作。在该政权统治的土地上，人人都可能成为人质，是很恐怖的，”他说。
冯崇义教授是杨恒均的导师和朋友。他表示，援救杨恒均的担子是压在澳洲政府身上的，国际社会、新闻媒体要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压，因为他们对杨恒均的判决是违反国际规范、国际道德和国际法的。但是具体操作还是需要澳洲政府跟中国政府交涉。
“澳洲政府必须把杨恒均的释放置于澳中关系的头等大事，放在首位。此事不妥善处理，澳中关系正常化等其它事务都免谈。必须有一个很清晰的立场，中国政府欺负澳大利亚到这个程度，虐待澳大利亚无辜公民到如此境地，其它事务都不应该与他们继续再谈。这是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这也许会救杨恒均博士一命。”
时评人马聚针对杨恒均博士的判决分析道：“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不是一个独立的关系，其实是中国与五眼联盟的关系，也是包括欧洲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些国家会对该事件有一个整体的反应，未来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走向肯定不是往好的方向。”他认为澳中关系从来没有“向好”，更好的描述应该是在某种意义上控制了澳中关系的危机，用拜登总统的话来讲是双方之间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马聚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有可取之处的。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促成了澳籍记者成蕾被中国政府释放返回澳大利亚。杨恒均案与成蕾案相比较，性质有很大区别，而这种区别完全是出于中共的思维，而不是事实上有多大区别。马聚说：“澳中关系未来的走势缓和与向暖，都取决于风险控制的手段，而不是本质的改变。工党的外交政策从外交、澳洲本国经济利益考量，很多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尽管我们不赞成他们所有方面的政策，但是整体的布局是稳定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方式有可取之处。”
马聚认为中国对杨恒均的判决是留有空隙的，尽管死缓是一个可怕的罪名，但是必须看到另外一点，没有判死刑。
“中共历来喜欢做人质外交，随着中共统治的流氓化，向北朝鲜、流氓国家学习，这种动力和冲动不断在增强。所以，中共政权会用杨恒均去要挟或者换取，一定是他们的手段。但是最终中共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西方国家整体上对华的态度，以及千变万化国际形势下的取舍来决定，”他说。
马聚强调，杨恒均被营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鉴于中共现在这种态度，中共忌惮杨恒均的不仅仅是作为曾经的自己人能怎么样，更大的忌惮是杨恒均建立了广泛的社群联系，他在倡导中国民主、自由的社会圈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对他的忌惮不仅仅是因为他过去从事过间谍工作，或者说为党的隐秘战线做过贡献，而现在加入到外国国籍的担忧。实际上更多的是杨恒均触碰到了中共政权的内政安全、党的领导安全的问题。
记者尝试多次联系杨恒均博士家人，由于过度悲伤、对杨恒均博士的思念，他的家人谢绝了记者的采访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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