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7月底召开为下半年经济布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在与科技和制造业企业家“谈谈心”，“鼓鼓劲”时，先期传递了“双循环”的经济发展策略。他说，“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这个策略重点是发掘内需潜力，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那之前，当局曾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传递了将发展策略向内转的信息，并提及外部越来越有敌意的环境。
“内循环“ = “自力更生”= “闭关锁国“？
习近平对企业家说，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报道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员的话说，是“确认内循环为主，相当于‘自力更生’ ”。
“自力更生”是毛时代闭关锁国时代的用语，以此描述中共疫后经济政策，会令人产生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状态的疑虑。不过习近平对企业家们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习近平选择“谈谈心”的主要是科技和制造业有代表型的企业，包括微软和松下电器等外资企业。这一方面是和他其间所说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同时也有意消除有关“闭关锁国”的忧虑。
习近平：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在那之前不久，新华社在7月中旬的一则消息中说，习近平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的回信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资环境，并表示外国企业“坚守扎根中国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消息未透露它所说的这个有39家跨国企业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联名给习近平写了信。但是该消息称，那些首席执行官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并率先复工复产，为支持全球抗疫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并称习近平关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论断”“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的信心和继续扎根中国、服务中国的承诺。”
习近平的这些动作或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内循环”的疑虑。他所强调推动的技术创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
中国已经在试图对其经济进行再平衡，从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向由内需推动。中国进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时的64%降到2019年的32%。
转型：内需瓶颈和民族品牌
但是，中国虽然提前走出疫情，并通过政策支持推动经济复苏，但消费瓶颈则威胁到复苏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不久前在吉林考察时，提出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接着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希望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技术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中国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在一些新技术领域领先全球而制定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最近发布的一个题为《中国大战略 —— 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China's Grand Strategy -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的报告中，称中国正处于其外交和经济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门重组持续不断、雄心勃勃努力的阵痛期。
兰德报告：中国外交和经济的进展和制约
这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已经远离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中央计划经济，以及毛时代的反智主义，在与世界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经济，以及建立规模上适合中国的学术和国家运营的科技园区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这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性分析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要在那些领域跟世界接轨，而是要学会在外交、经济和技术方面如何领导。报告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在努力改善其相对于美国、其他强国、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虽然中国有时候能够令人惊讶地同时应付多个外交问题，但压力显而易见。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时表现出脆弱性，而其覆盖范围广泛的科技目标会面临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其政治和组织文化则在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培育真正的知识自由氛围等创新推动因素设置障碍。
施道安：北京的敏感神经和对美深刻疑虑
报告发布新闻稿中，领衔作者，兰德公司的亚太专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认为，北京对内部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美国对华意图的深深怀疑会挫败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鼓励更加自由的国内政策的努力。他说，北京在应对此次疫情时的不公开做法加剧了它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对它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经济脱钩起到推动的作用。
外界批评北京在疫情初期习惯性地对信息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传播的几天关键时间。疫情发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对外界关于病毒起源的谈论极为敏感，其外交“战狼化”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反感。急于甩锅和美方打起“口水战”，激化了美中间的紧张关系。
北京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谈到中共在外交上从执行了33年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近年来外交逐渐“战狼化”，导致当前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
章立凡说：“外部环境本来很友好，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比较友好，然后这8年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个不能不说是这种‘战狼外交’的一个严重后果。”
章立凡：中共疫后一手好牌打到烂
这位历史学者说，当局接着又在香港问题上，导致与英国和欧盟国家也失去了相互信任。他说：“现在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本来一手好牌打到烂，但是，还应说是取得了胜利。”
中共当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在一些观察人士开来是虚掷了一个大好历史机遇。对于曾多番在全球多边场合流露出领袖意愿的中共领导人，未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一个世界领袖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反而急于维护和修补领导者的名声。全球抗疫之时，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其所谓内部问题上做出明确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权价值观念的对立面。
美国继而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发起挑战，在经历两年以关税战为形式的贸易争端随着两国年初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暂时休兵，美国加大了对华技术出口和中国投资的监管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国政界，相关议案在国会受到两党议员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对在美上市却不愿接受会计审核调查的中概股发出摘牌警告，或在贸易战火未熄时，又另辟金融战场。
这些对于面对疫后可持续复苏压力的中共而言，将会有更多的压力。
施道安：疫情加快中国与贸易伙伴脱钩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见认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将加快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脱钩。但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美中的脱钩更为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方面。
经济研究机构IHS Markit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近几个月美中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双边贸易量仍然维持在很高水平，在双边贸易方面没有明显的脱钩迹象。但是，比斯瓦斯说：“在技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则有更明显的裂痕，美方已经宣布的限制令对中国几家主要技术公司影响巨大。”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Gary Hufbaur)也认为，美中脱钩步调缓慢，但并不表示特朗普会完全放弃与中国脱钩。他说：“在技术方面，脱钩显然在继续，这方面是没有疑问的。”
美国掌握着中方技术命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对彭博新闻说，中国当局的急迫感越来越强，因为美国不仅抓住了命门，而且表明他们打算施加压力，就像华为和中兴的境况。
白明所说的“命门”就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中国的公司仍然严重依赖美国芯片制造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将会对华为和中兴等技术公司形成巨大的压力。而中国此时加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判断，认为中国要在芯片制造方面赶上美国，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紧供应的情况下，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北京计划在2025年实现芯片70%自给，被广泛视为不现实的目标。据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半导体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分析，中国芯片目前自给能力仅有16%。
新发展策略有意忽略一带一路？
上周四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带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周五发出的分析邮件中谈到会议忽略“一带一路”，称是“明显偏离此前的国家战略。”他认为，其中原因或与范围更广的美中冲突有关。不过，陆挺认为，回撤对于中国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需要调整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
当局尚未就“双循环”政策细节做出说明。但预料它将成为今年10月中共开始进行“十四五”规划的政策基础。
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报道汇集了部分中国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分支的高级经济分析师对北京当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有经济学家在一个论坛上称政府“内循环”政策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国内的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潜力，结合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享受他们在地的消费市场潜力。
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双循环的互动基础仍是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云云。
习近平近日与中外企业高管的谈话，以及官媒报道所说的他给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联名致信的回复，意在消除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带来的疑虑。例如相当多看法是当局转向内循环是要回到“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的老路上。
有关脱钩的说法也在这期间受到渲染，易令外界产生中国意图回到孤立主义时代的看法。
金融领域未见脱钩但渐融合
尽管在技术领域，美国掌握着中国技术的最薄弱环节，并表现出施压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关于金融领域可能另辟战场的预测看起来与现实有偏差。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该智库网站上登载的一篇分析中写道，虽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胁要对未能符合美国会计规定的中概股从美国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的一条推文中称“和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选项。
但拉迪认为，中国实际上更进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进程。他认为，这一趋势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脱钩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他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美国和其他中国境外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作用显著增长，中国监管机构在2019到2020年放松了长期以来对外资企业在华经营在所有权方面的限制。此前，外国金融机构大多是通过在合资企业中拥有较少股份进入中国市场。
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对美国的银行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政策放松后，在华经营的一些主要金融机构都采取行动，通过增持成为合资企业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华合资公司的股份，以51%成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为首家在华全资经营的外国期货公司。
此外，拉迪还指出，中国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例证，即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资本都在增长。他说，两国在金融领域脱钩的迹象则表现在受美国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以及中国对资金流出加强控制影响的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经跌到48亿美元。
习近平的右转和中共的改开
但是，拉迪对于今年中共当局再次提及改革并不看好。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随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涵盖广泛的改革意见。拉迪当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改革计划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内容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的内容相同。他一方面将最近发布的方案视为积极讯号，另一方面则持观望态度。
拉迪批评当局在混合所有制上变本加厉。他说，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会带来变革。
在不久前亚洲协会举办的一个中国经济在线论坛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谈到中共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今年又提改革，这期间到底有什么变化。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在2013到2015年倾向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中国政治中所说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了一次金融危机，或导致习近平认为金融改革最终带来的是像美国金融市场那样的完全失控。
陆克文说：“从那时起，你开始看到中国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回转。”
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说法出笼。陆克文说，这组词听上去很有技术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他说：“如果你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结构，那实际上就在中国经济的细节之中。大体上就像是党中央的文件所阐述的那样。基本上是产业政策的集合，而国家和政党正式通过这样的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