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三个月过去，这个重新包装北京外交事务原则的宣示并未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反响。评论认为，可能是讲话缺乏具体政策内容，是个笼统、模糊的初步文件。然而研究习近平“安全观”的美国学者指出，该倡议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国从根本上修改国际秩序的重大计划。
今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习近平再次为全球“指明方向”，这一次不是在中国擅长的经贸发展领域，而是中共在历史上相对比较谨慎的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安全领域。《全球安全倡议》，即所谓的“六个坚持”，发表的时间正值俄乌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以及美中关系陷于前所未有的紧张之际。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来自俄罗斯？
尽管没有引起太多反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认为，其中有一个“坚持”是新的，引起了他的注意，即”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它来自俄罗斯的原则，”傅泰林说。“我真的找不到很多以前北京外交部提到过‘安全不可分割’的文件。” 他补充。
习近平《全球安全倡议》中的第四个坚持是：“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任何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都应得到保护，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也应受到尊重。在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中，美主导北约忽视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一味追求东扩，违背泛欧安全安排，反而酿成当下欧洲的安全危机。军事联盟和集团对抗只会危及世界和平，只有重视彼此合理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才能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才是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长久之道。”
尽管这个“坚持”，显然跟他的其它“坚持”矛盾，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但却跟俄乌战争爆发前，习近平与俄国总统普京签署的“无上限”中俄合作战略相一致。
最终是分裂而非取代当前世界秩序
“它透露的就是要搞势力范围的均衡，并不是寻求全球安全。”原美国律师协会法治项目中国主任虞平说。“或者是全球安全系于各国实力，军事也好，政治也好，这样一个现实划分和平衡，这样一来，《联合国宪章》就被架空了。”虞平说。“那就不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那就是它定了一个新规则，就是势力划分。”虞平补充说。
“《全球安全倡议》更有可能成为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要由非自由国家和中国的客户组成的圈子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一部分。” 麦克·苏曼（Michael Schuman）在《大西洋》杂志撰文指出。“美国和许多其他民主社会似乎极不可能支持北京的原则，从而分裂而不是取代当前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全球安全倡议》一出，中国外交部和智库纷纷撰文，称此为“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变局中，习近平为人类挑战提出的“中国智慧、中国路径、中国方案”。
“该倡议也可以称为独裁者宣言。”苏曼说。“它的原则和实践将带来一个比当前以民主理想为基础的秩序更适合专制政权的全球体系。”
“《全球安全倡议》是否认美国作为全球安全参与者的合法性的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傅泰林说。“无论是习近平的讲话，还是后来外交部长王毅的论述，主要都是针对美国，针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
记者出身的瑞士金融家米卫凌（Willem Middelkoop）7月16日在推特上写道，“有着150万粉丝的中国官方外交部发言人，本周发起反美推特风暴。几十年不对抗战略发生巨大变化。手套脱了，和平红利消失了。”
他展示的几则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之一是用英文写的“什么叫‘国际社会’？”，两幅世界地图显示，赵称之为西方的国际社会的地图中不包括中国、俄罗斯、非洲和南美洲。
拜登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将捍卫二战以来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作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核心，以应对北京的威胁。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5月26日在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讲中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企图，又有不断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北京的设想将是令我们背离过去75年来维持全球如此多进步的普世价值观。”
“对于一些世界领导人——尤其是独裁领导人——《全球安全倡议》可能很有吸引力。” 苏曼说。“许多人更愿意摆脱美国的人权和民主标准，以及华盛顿的说教和坚持这些标准的压力。在中国版的世界秩序中，国家领导人可以在本国境内或多或少地为所欲为。因此，《全球安全倡议》有可能成为另一种由中国主导的体系的意识形态支柱，该体系将反对美国的非自由国家聚集在一起。”
中共修改国际秩序的大计
像习近平《全球安全倡议》这样口号式文件发表后国际社会应者寥寥本属正常。不过专门研究习近平“安全观”的美国学者指出，该倡议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国从根本上修改国际秩序的重大计划。
“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安全倡议》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在2014年4月提出的，最初推出时也非常模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希娜·切斯特纳特·格雷腾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说。
但最终它对中国国内政策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确实产生了对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全面改革，20多项不同国内安全法的重组，包括了人民武装警察的作用、纪律检察机构、反腐运动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连，还有意识形态教育讨论中的变化，在新疆的意识形态安全政策，它有点像被包装成《总体国家安全观》试点案例。”格雷腾斯说。
“到了2017 年，习近平告诉公安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因此，公安部大幅度扩大了他们在国际上的活动。”格雷腾斯表示。
格雷腾斯称习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议》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外在表现和投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中共安全的政治安全观。”格雷腾斯日前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场讨论会上说。“政治安全又被定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领导，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的安全。”
“很明显，这确实是一个党国和一个政权的安全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想法现在正在国际上进行测试，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它正在向海外扩展。”格雷腾斯警告。
对此，曾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撰文讨论的独立法律学者虞平表示了不同看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共产党的体制下、从上到下贯彻的，它综合了过去的所有做法，然后把它推到一个极致。”
但研究联合国人权事务的虞平同时表示，北京确实在不断测试国际社会，“它要试，一点点试，过去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是这么试出来的，试图改变人权的概念。”
不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傅泰林认为，习近平的《全球安全倡议》翻成英文后，“倡议”这个原本在中文里仅为“建议”、“提案”的东西，变成了Initiative——“计划”，“所以我认为这里用词给了中国很大灵活性。”
傅泰林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究竟为何现在还“言之过早”。他希望发现的是“这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是如何描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