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话说毛泽东进入历史之后，习惯有强人领导并由领袖代为安排人生的一部分中国人心里一直很失落，于是唱着红歌，“心中想念毛泽东”。如今毛泽东虽然没有重回人间，却盼来了一位要效法毛铁腕治国的政治强人习近平，其专权魄力一点不输于毛左当年热烈拥戴的薄熙来。
以下是我10月27日读中国媒体重要新闻的感想。此时，正值中共四中全会开完，党正“带领”全国人民“欢庆”新时代的到来。
*军权收归大计将成*
《京华时报》发布的《解放军六大集团军主官换人》是条出口转内销消息，最先由香港党媒大公网登出。主要内容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解放军一批集团军调整了军事、政治主官。陆军18个集团军中有6个集团军变更主官，2个集团军是更换军长，4个集团军则迎来新政委。另外，空军空降兵15军也调整政委，海南省、重庆市、宁夏自治区则调整了“戎装常委”。
擒贼先擒王。先弱其主干，拿下郭伯雄与徐才厚这两位掌军中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再削其枝干，调动集团军、各大军区首脑。如今动了三分之一的集团军头领，各大军区、集团军首脑若只是口头表示效忠，行动上还象以前那样捣点小乱，其仕途前景可知，可能去“尝尝牢饭”。
*网络监控加强，“指鹿为马”时代来临*
10月27日新华网发布《中央网信办面向社会公开选拔9名处级干部》，其中前两个职位“网络评论工作局负责互联网时政评论工作的处长1名，负责互联网文化评论工作的副处长1名”，不少网友认为是为周小平及其同类量身定制的职位。
在此借用“旁观者昏”的文章《习近平的指鹿为马的时代》的开头：“ 周小平这孩子还带着无耻到理直气壮的神情，这当然让习格外欣喜。这个座谈会（指10月中旬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竖立一个标杆：能够有勇气为党指鹿为马的人，无论这人多么不堪，我党也要做他的后盾，为他圈住一片施展的场所。”
本人认为，周小平事件带来的恶劣后果，中国社会至今还只是初尝罢了。这个榜样的力量将鼓励一大群人因求进心切，指鹿为马，从而形成类似文革时期那种颠倒黑白的社会风气。据我所知，目前不少海外中文网也会封杀不利于某党、某些人的言论，哪怕是事实俱在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时，考证这一时期的网络舆论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关系，恐怕将成为历史学家的地狱。
*建立智库，在国际社会占领理论制高点*
新华社10月27日在《习近平：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中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已被审议通过。“习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在养成智库方面，中共已经相当成功。在国内采取的手法是又打又拉。打，是指先消灭异议声音，凡批评者采取打压、监控、收缩其生存空间的手法，让批评者失去朋友与支持者，步步紧逼，最后迫使这些人或是辞国，或是闭嘴，或是改变态度（恕不举实例了）。拉，则是用名誉，如国务院津贴专家，地位（职称）、金钱（各种课题经费）予以拉拢。这套措施在胡温时期已经相当成功，习近平时期打压手段更厉害，拉拢更无底线，终于导致学者为帝王服务的“学问”亦无底线，诸如宇宙真理论、三统论、“党国体制为中国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等理论，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的局面。
江泽民时代一些官方学者还认真在为中共想理论出路，比如“三个代表”理论，至少算是为中共重新定义了社会基础，因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说法为资本家入党扫清了理论障碍。胡温末期已少有这种人了，基本上是罔顾现实，只投最高统治者所好了，最后鼓捣了一个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仅有国内学者唱赞歌是不够的，为了提高赞歌的分贝，于是还制订了吸引海外学者回归的“千人计划”。如今要“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可想而知，这批智库今后的主要“理论研究工作”，就是琢磨如何为专制正名、为民众洗脑、以及“与西方反华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
*中国离“动物农庄”有多远？*
可以说，周小平面圣的“二平会”之后发生的一切，标志中国进入指鹿为马时代。无论今后北京是标榜“依法治国”，还是祭出“深化改革”等旗号，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变成一个21世纪版的“动物农庄”。有周小平这类理直气壮赞美猪的生活无比美好的“领头猪”引导网络舆论，中国这一局域网最后可能就只剩下“一党领导好，多党轮执坏”、“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类哼哼声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农庄里喂养“动物”的“饲料”是否足够。目前，中国生产“饲料”的“经济发展”是个弱项。在胡赵时期，尽管邓小平曾支持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赵紫阳力主在经济领域内不反自由化，容许理论探讨。如今也有一些在经济领域内小打小闹的政策，比如，为了解救房地产业的危机，央行、银监会推出以房贷证券化为核心的“9•30房贷新政”，为解目前之困，不惜步美国次贷危机后尘，行饮鸩止渴之计。尽管以增发货币为内容的微刺激政策也在实行，但没人敢提出发行千元大钞，以减少印钞成本（据说99版100元刚开始印的时候，成本大约是7块钱，光变油墨就占了5块）。前几年中国报纸揭出，当年国共内战时搞垮国民政府财政系统的金元券发行计划，是由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提议；有此先例在，类似建议不得不谨慎考虑，万一出现不良结果，提议者就可能被视为“外部势力潜伏在中国内部的卧底”。
毛驱动中国人的力量是“精神原子弹”，宣传上鼓吹“穷则革命富则修”，“越穷越光荣”。习近平驱动中国人的力量是“饭碗”，听话者让你“吃党的饭”，表现越乖，饭碗里的食物越多，“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中国离“动物农庄”有多远？其实从来就没离开过。只是80年代以后，让大家在“动物农庄”的围墙窗户上看了看外面的风景，偶然可以点赞一下“外面风光还不错”。在此期间，对“政府与人民究竟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中国人经历了以下的认识演变过程：改革前10年，少数中国人知道了纳税人概念，懂得了政府不创造财富，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政府；改革20年时，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纳税人权利，懂得政府应该政务公开，人民可以向政府问责；改革到“习大大”时期，中国人民又退回到都是“吃共产党的饭”，只能由中共政府说啥就是啥了。
这种靠纳税人养活却自称“养活全国人民”的强人政治，中国人没苏格兰人那福气，不管喜不喜欢，都得“接受”，否则就成了“砸共产党的锅”。在党大于法的“依法治国”的桎梏下，人人都得感念能“吃共产党的饭”。那些时刻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同胞们，你们如愿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