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期间12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如今日裔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二战集中营的呢？
托德·远滕阅读的是他的姑姑1942年2月写给他监狱中祖父的书信，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托德·远滕的祖父被联邦调查局送到了蒙大拿的监狱中。托德·远滕的父母被送到了阿肯色州的罗赫维集中营，他就是在那里出生。托德·远滕后来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说，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时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
托德·远藤是一名日裔美国社会活动家，他说，“我很坚定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不公正的行动。因此，我也不再相信美国政府不会犯错，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错了。”
二战结束后，托德一家人并未返回旧金山的家中，而是搬到了美国东海岸。他说，父亲认为一家人在加州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此不愿意再回去了。
托德·远藤的妻子波拉全家被关入集中营时，她只有2岁，却对那时的情景有着深刻的视觉印象。她记得自己随着家人坐火车从加利福尼亚迁往犹他州的托帕兹（Topaz）集中营。波拉·远藤说，“我对食堂的印象特别深刻，大家排队去领食物，一排排地坐在桌子旁。我个人对那些军营也有很深的视觉印象，它们似乎一眼望不到边。厕所都是公用的，没有隔间什么的，大家就挂了些帘子。当然，还有一个公共浴池，也是临时在中间用帘子隔了起来。”
波拉童年时在集中营里的经历给她日后的生活留下了一些阴影，以至于她一看到发霉的东西就感到害怕。
拉里·品川是前马里兰大学亚美研究项目主任，他说当时很多日裔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犹太人被德国纳粹关进集中营很相似。
品川祖父家原本在旧金山拥有一家小旅馆，但1942年2月1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后，品川祖父全家被迫离开旧金山，前往由跑马场改造的坦佛兰（Tanforan）集中营。
前马里兰大学亚美研究项目主任拉里·品川说，
“那里到处都是粪便，尿和带有各种有害物质的稻草。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日裔美国人被迫打扫卫生，收拾残局，并且把那里变成自己的新家。那里环境太恶劣，太不卫生了。”
品川的祖父出生在日本，在进入日裔美国人集中营前，他曾被美国官员和军方拷打和审问。由于没有归化入籍，他在集中营里得不到需要的医疗救助，最终病逝。拉里的伯父在美国出生长大，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但因为这件事情，他选择了离开美国，移居日本。
前马里兰大学亚美研究项目主任拉里·品川说，“伯父对于父亲遭受的待遇非常愤怒，以至于他放弃了美国国籍，也有其他几个伯父后来也选择了这么做。但我家族里的其他人却变得非常非常热爱美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心，美国不需要担心日裔美国人的忠诚度。可以说，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的经历分裂了整个社区，分裂了我的家庭。”
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了解日裔美国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待遇。二战老兵伯顿·埃伯莱是冲绳的雷达官，5月8日，他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观看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纪念的战机飞行表演。他认为，70年前政府将日裔美国人关入集中营是必要的做法。
伯顿·埃伯莱说，“我认为那是明智之举，因为政府担心日裔美国人可能会反叛，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集中营的人也会心存感激，因为你不知道其他美国人如果在路上看见他们，会对他们做些什么。”
经历过二战集中营的一代日裔美国人已经逐渐老去，对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在被慢慢淡忘。如今美国有140万日裔美国人，但2000年至2013年，日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2%，小于美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22%。品川教授说，由于缺少新移民，年轻一代的日裔美国人很多是混血或是只有四分之一的日裔血统，他们对于日裔身份的认同也在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泛亚裔的身份认同。
托德·远藤一直关注美国的少数族裔面临的不平等待遇问题。他认为自己与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经历很相似，同样是美国的弱势群体。上大学时，他参加了1965年塞尔玛至蒙哥马利的大游行。今年，他再次回到了塞尔玛，参加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
托德·远藤说，“回到塞尔玛，对我来说，不是为了纪念50年前发生了什么，而是要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我把这些我把这些纪念活动当作学习的机会，去了解现在和当年有什么异同，去发现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去观察变化是如何发生。”
远滕认为，二战的日裔美国人集中营已经过去，如今的日裔美国人应该向前看，并且和其他的少数族裔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少数族裔的平等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