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当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造谣”、“诽谤”等新奇的罪名逐步地、全面地对异议人士展开镇压。
这种镇压在过去一个星期猛然加速，形成一种恐怖，也形成一种闹剧。
*镇压与闹剧交融*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9月16日发表报道，指出中共当局最近以打击谣言和诽谤为名针对所谓的微博大V即粉丝众多的微博意见领袖和网民进行镇压和恐吓。
先前坚持通过微博对中国公众发布空气污染指数而令中国当局非常不快甚至恼火的微博大V（注：大V，网络用语，即粉丝数目大、身份得到认证verified的人）潘石屹9月11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谈大V的社会责任。平时说会道的潘石屹在节目中突然口吃起来，在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当中引起纷纷议论。
9月13日，北京警察将潘石屹的朋友、著名商界人士、新公民运动创始人王功权从家里抓走。警方说，没有在公共场所而只是在自己家里的王功权“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9月15日，中国当局再度羞辱著名美籍华裔投资人薛蛮子。先是被当局以嫖娼的罪名、然后再以聚众淫乱的罪名刑事拘留的薛蛮子又被中国当局押上官方对全国广播的电视台。薛在审讯式采访中痛斥自己虚荣心膨胀，自以为成了微博大V感觉像是当了皇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镇压的恐怖和闹剧的可笑便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这种境况显然让总是能说会道、言语俏皮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写手也感到为难。
于是，该杂志的写手来了一段奇妙的白描，向全世界都英语读者如此这般介绍当今中国当局与时俱进、将野蛮落后的“以言治罪”做法推广到互联网时代的奇景：
“（抓王功权或羞辱薛蛮子）只是中国当局对中国网络意见领袖发出的一系列警告的最新一个。在9月9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新的指针，声言通过互联网发出虚假的诽谤信息被观看五千次，或被转发500次，就可以被认为是‘严重’犯罪，可以被判刑长达三年。”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认为，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当局肆意剥夺言论自由，就是人民公敌。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这一共识也写进了联合国的有关公约。
早些时候，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言治罪的所谓司法解释的时候，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就普遍指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本属于自诉的诽谤罪纳入公诉范围，将诽谤的判断和解释权交给警察机关，从而使中国重新倒退到30多年前可以由警察机关随意抓人定罪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读过去几天世界媒体有关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展开镇压的报道，读者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这就是世界媒体在不约而同地用不同的语言和实例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含义。
例如，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在9月14日发出的报道：
“‘新公民运动’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公示财产、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近来，‘新公民运动’的参加者相继被拘捕。北京警察当局在9月13日带走了该运动的主要成员、商界人士王功权，说他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朝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王功权跟今年7月被刑事拘留的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关系密切，两人都主张稳健，主张“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谋求促成公民社会的成长”：
“‘新公民运动’是过去一两年深入中国各地的公民运动。该运动在避免强烈批判现有体制的同时呼吁实现反腐败和公民权利。习近平政权对这一运动的扩散高度警觉，今年四月以来连续逮捕在街头打出横幅要求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横幅的人。”
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贪污受贿、呼吁实行政治改革，怎么就变成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了呢？对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来说，这个问题本身显然是一种意在言外的强烈谴责、嘲讽、嘲笑。
*恐怖 荒诞的 黑色幽默*
王功权好好地呆在家里，却被警察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罪名抓走。中国发生的这种故事令人感到恐怖，也令人感到荒诞。
恐怖与荒诞相结合就是黑色幽默。
于是，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记者在9月1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就把有关王功权被抓的新闻报道写成了黑色幽默：
“前房地产开发商、新兴企业投资家王功权已经被中国警方盯上好几年了。他担心的是警察会以贪腐或诈骗的罪名来抓他，甚至会以嫖娼的罪名抓他，就像上个月抓美籍华裔投资家、微博名人薛蛮子一样。结果他却没想到，如今警察用来抓他的理由居然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在如此黑色幽默一番之后，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接着说：
“星期五（9月13日上午），中国当局到王功权家逮捕他、抄走他的电脑的那个没有明说的理由是跟镇压新公民运动密不可分的。王功权被认为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
法国《世界报》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写道：王功权的朋友和支持者表示，王功权是一个很遵纪守法的人，然而，“在习近平的中国，这些优点都是无足轻重的。”
也就是说，世界报的记者在这里也是用另一种叙述来解说当今中国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游街示众”21世纪版*
说起薛蛮子，北京警方先前将这位热心公益的投资人抓起来，最初的罪名是涉嫌嫖娼，然后罪名改为聚众淫乱。
中国中央电视台先前以十分之一的新闻联播时间绘声绘色介绍所谓薛蛮子如何与多名女子淫乱的细节，将薛蛮子羞辱示众。
上个周末，薛蛮子又获得了新的罪名（即通过互联网传播当局不喜欢的信息），再次上了全国电视，并在电视上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说自己成了微博大V，感觉像是当了皇帝。
中国当局这种任意变换罪名、让在押人员自证其罪、侮辱人格的做法，令许多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时代野蛮的“游街示众”的做法。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中国当局近来越来越多地通过全国电视播出被逮捕的名人的采访，逼迫嫌疑人在法律审判或定罪之前公开承认被指控的罪行。…
“一些从法律方面提出批评的人将这种做法比作毛泽东时代的司法。在毛泽东时代，当局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不容置疑，被指控的人都要坦白交代，司法的目的是将被指控的人示众。”
中国当局对要求民主自由的异议人士的镇压造成恐怖，也形成让中外看客哭笑不得的闹剧。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谴责、不屑、冷笑和嘲笑，中国当局到底会知错改错，还是会变本加厉，这依然是一个世界之谜。
不过，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倾向于认为，鉴于习近平上台以来无知又蛮横的记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可见的将来变本加厉的可能性较大。
这种镇压在过去一个星期猛然加速，形成一种恐怖，也形成一种闹剧。
*镇压与闹剧交融*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9月16日发表报道，指出中共当局最近以打击谣言和诽谤为名针对所谓的微博大V即粉丝众多的微博意见领袖和网民进行镇压和恐吓。
先前坚持通过微博对中国公众发布空气污染指数而令中国当局非常不快甚至恼火的微博大V（注：大V，网络用语，即粉丝数目大、身份得到认证verified的人）潘石屹9月11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谈大V的社会责任。平时说会道的潘石屹在节目中突然口吃起来，在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当中引起纷纷议论。
9月13日，北京警察将潘石屹的朋友、著名商界人士、新公民运动创始人王功权从家里抓走。警方说，没有在公共场所而只是在自己家里的王功权“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9月15日，中国当局再度羞辱著名美籍华裔投资人薛蛮子。先是被当局以嫖娼的罪名、然后再以聚众淫乱的罪名刑事拘留的薛蛮子又被中国当局押上官方对全国广播的电视台。薛在审讯式采访中痛斥自己虚荣心膨胀，自以为成了微博大V感觉像是当了皇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镇压的恐怖和闹剧的可笑便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这种境况显然让总是能说会道、言语俏皮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写手也感到为难。
于是，该杂志的写手来了一段奇妙的白描，向全世界都英语读者如此这般介绍当今中国当局与时俱进、将野蛮落后的“以言治罪”做法推广到互联网时代的奇景：
“（抓王功权或羞辱薛蛮子）只是中国当局对中国网络意见领袖发出的一系列警告的最新一个。在9月9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新的指针，声言通过互联网发出虚假的诽谤信息被观看五千次，或被转发500次，就可以被认为是‘严重’犯罪，可以被判刑长达三年。”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认为，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当局肆意剥夺言论自由，就是人民公敌。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这一共识也写进了联合国的有关公约。
早些时候，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言治罪的所谓司法解释的时候，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就普遍指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本属于自诉的诽谤罪纳入公诉范围，将诽谤的判断和解释权交给警察机关，从而使中国重新倒退到30多年前可以由警察机关随意抓人定罪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读过去几天世界媒体有关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展开镇压的报道，读者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这就是世界媒体在不约而同地用不同的语言和实例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含义。
例如，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在9月14日发出的报道：
“‘新公民运动’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公示财产、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近来，‘新公民运动’的参加者相继被拘捕。北京警察当局在9月13日带走了该运动的主要成员、商界人士王功权，说他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朝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王功权跟今年7月被刑事拘留的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关系密切，两人都主张稳健，主张“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谋求促成公民社会的成长”：
“‘新公民运动’是过去一两年深入中国各地的公民运动。该运动在避免强烈批判现有体制的同时呼吁实现反腐败和公民权利。习近平政权对这一运动的扩散高度警觉，今年四月以来连续逮捕在街头打出横幅要求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横幅的人。”
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贪污受贿、呼吁实行政治改革，怎么就变成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了呢？对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来说，这个问题本身显然是一种意在言外的强烈谴责、嘲讽、嘲笑。
*恐怖 荒诞的 黑色幽默*
王功权好好地呆在家里，却被警察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罪名抓走。中国发生的这种故事令人感到恐怖，也令人感到荒诞。
恐怖与荒诞相结合就是黑色幽默。
于是，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记者在9月1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就把有关王功权被抓的新闻报道写成了黑色幽默：
“前房地产开发商、新兴企业投资家王功权已经被中国警方盯上好几年了。他担心的是警察会以贪腐或诈骗的罪名来抓他，甚至会以嫖娼的罪名抓他，就像上个月抓美籍华裔投资家、微博名人薛蛮子一样。结果他却没想到，如今警察用来抓他的理由居然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在如此黑色幽默一番之后，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接着说：
“星期五（9月13日上午），中国当局到王功权家逮捕他、抄走他的电脑的那个没有明说的理由是跟镇压新公民运动密不可分的。王功权被认为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
法国《世界报》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写道：王功权的朋友和支持者表示，王功权是一个很遵纪守法的人，然而，“在习近平的中国，这些优点都是无足轻重的。”
也就是说，世界报的记者在这里也是用另一种叙述来解说当今中国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游街示众”21世纪版*
说起薛蛮子，北京警方先前将这位热心公益的投资人抓起来，最初的罪名是涉嫌嫖娼，然后罪名改为聚众淫乱。
中国中央电视台先前以十分之一的新闻联播时间绘声绘色介绍所谓薛蛮子如何与多名女子淫乱的细节，将薛蛮子羞辱示众。
上个周末，薛蛮子又获得了新的罪名（即通过互联网传播当局不喜欢的信息），再次上了全国电视，并在电视上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说自己成了微博大V，感觉像是当了皇帝。
中国当局这种任意变换罪名、让在押人员自证其罪、侮辱人格的做法，令许多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时代野蛮的“游街示众”的做法。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中国当局近来越来越多地通过全国电视播出被逮捕的名人的采访，逼迫嫌疑人在法律审判或定罪之前公开承认被指控的罪行。…
“一些从法律方面提出批评的人将这种做法比作毛泽东时代的司法。在毛泽东时代，当局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不容置疑，被指控的人都要坦白交代，司法的目的是将被指控的人示众。”
中国当局对要求民主自由的异议人士的镇压造成恐怖，也形成让中外看客哭笑不得的闹剧。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谴责、不屑、冷笑和嘲笑，中国当局到底会知错改错，还是会变本加厉，这依然是一个世界之谜。
不过，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倾向于认为，鉴于习近平上台以来无知又蛮横的记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可见的将来变本加厉的可能性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