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8月30日去世。在俄罗斯内外，戈尔巴乔夫生前和身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赞美者说他促成了俄罗斯人和苏联阵营国家人民的自由；批评者说他导致苏联解体，使俄罗斯蒙羞受辱；中共政权则暗里说他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大挫折的历史罪人，也给中国造成了危险。在各国媒体大力报道和展示戈尔巴乔夫生平大事之际，中国媒体对对他的去世和生平进行了低调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去世 西方评价
8月31日，也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人一道哀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去世。或许没有哪个词像公开性glasnost一样跟戈尔巴乔夫先生联系紧密。对一个通过公开性而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词恰如其分。”
“戈尔巴乔夫先生公开承认其国家的历史，不仅仅承认其胜利，而且也承认其悲剧，即他所称的苏联历史上的‘诸多空白处’。他为异议观点开拓了空间，解放了被流放或监禁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也开放性地与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与美国这样的敌手国家合作。他的强烈信念是，对话符合他的人民以及所有的人民的利益。”
布林肯作为国务卿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了评价和赞扬。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教授弗拉季斯拉夫·朱波克8月30日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当天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其导语则是从人品、伦理道德和历史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了这样的赞扬：“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享年91岁。他是俄罗斯的悲惨、严酷、血迹斑斑的历史上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即使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也释放出温暖，闪耀着乐观和幽默的火花。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政治动物，但却拒绝为了权力而贪恋权力。”
在这样的高度赞扬的导语之下，朱波克教授给出了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综合评价：
“然而，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则更为复杂，现在仍未确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旧秩序的中坚分子多把他视为傻瓜或叛徒，主要是因为苏联在他任上解体。其他俄罗斯人和前苏联阵营成员国则赞扬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解放者，他做出努力把他们从腐朽的集权体制枷锁下解放出来。”
戈尔巴乔夫去世，中俄媒体报道反差巨大
在戈尔巴乔夫去世成为国际新闻之际，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北京和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低调淡化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中国官方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则这样简短地总括了戈尔巴乔夫的生平：“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后，任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1991年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
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官方权威新闻宣传机构的这种明显避重就轻的说法，跟俄罗斯官方的卫星通讯社(Sputnik)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当天，卫星通讯社发出报道，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生事迹进行了平实的回顾展示，其报道包括这样的两段话：
“在他在任期间，在他的主导下，苏联大力试图改革其社会体制。这种努力就是所谓的改革，perestroika，其主要目的是全面改善社会主义体制。这就意味着发展民主，言论自由，扩大劳工集体和公共组织的权利，以及加强法律与秩序。
“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公开性政策(glasnost，即在国家机构中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信息自由)促成了1990年一部新闻法通过，该法律取消了国家新闻出版审查制度。这位苏联的总统还解除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政治流放，并开始了为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恢复苏联公民身份和权利的过程。此外，(在他任上)，苏联还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运动为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平反昭雪。”
对中国问题观察家来说，北京和中共政权对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消息尽力淡化或避重就轻很容易理解，因为尽管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反复声言跟俄罗斯是盟友以及跟俄罗斯合作无上限，但在许多政治问题上，今日莫斯科和北京有明显的差异乃至分歧。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通过新闻法、废除出版审查、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昭雪，发展民主，倡导言论自由，扩大劳工群体和公共组织的权利，今日俄罗斯官方通讯社把这一切当作戈尔巴乔夫的正面政治遗产罗列出来。但今日北京政权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媒体姓党，坚持出版社查，拒绝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誓言坚决打击所谓的“妄议中央”的言论，高调宣扬“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问题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局对戈尔巴乔夫持有明确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在其对内的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中，而且这种态度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
戈尔巴乔夫的奇特中国缘
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和公开性为旗号在苏联推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努力在中国公众中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因为他们不满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拒绝政治改革导致所谓的经济改革走上歪门邪道，变成了一场对国有资产的强取豪夺，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让权贵人家大发横财。
1989年5月中旬，在以学生为先导的反腐败、要民主的北京天安门抗议运动的高潮，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由于天安门广场被抗议学生和市民占领，欢迎仪式不得不改在北京国际机场而不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天安门广场进行。
当时，邓小平正在忙于调遣中共的军队准备杀入中共政权的首都北京城镇压抗议民众。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抗议者打出欢迎戈尔巴乔夫到访的俄文和中文大字横幅——“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在邓小平声言抗议者是制造动乱的犯罪分子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称赞学生运动领袖说，“我很确信我们在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变革的重要转折点”。
自邓小平以来，中共一直是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叛徒，尽管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超越资本主义国家，抵达全世界贫富悬殊榜上名列前茅的位置。中共认为戈尔巴乔夫所提倡和推动的政治改革不但导致苏联解体，而且也鼓励了中国国内的敌对势力，对中共政权的安全和中国的统一造成了明显的或潜在的威胁。
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哀叹苏联解体，哀叹苏联解体时 “竟无一人是男儿” 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挽救苏联，挽救苏共。但批评者指出，习近平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受害者，他好像是不知道苏联解体一方面有其内部的原因，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其中包括从1970年代开始北京和华盛顿联手合作对抗和打击苏联。这种中美合作对付苏联的政策一直持续到邓小平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