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份，我开始摆摊，正式搞副业。12月18日下午5点下班后，我骑着餐车去夜市，已经有很多认识的摊主在那里了。最近天气冷，出来的人没有夏天多，生意好的时候每个晚上都出来，一个月能挣四五千，跟我一个月的工资一样多，”河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2020年本科毕业生刘畅说。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城市16至24岁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1.3%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尤其是每年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何去何从的问题，更使人们感到担忧。
尽管中国当局决定今后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并不能掩盖中国年轻一代在就业方面面临的黯淡前景。已经大学毕业三年多的刘畅表示，随着白领职位的稀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被迫将求生需求转向非正规部门，街头贩卖已成为许多人在日益加剧的经济不确定性中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
“我还好，很多同学找工作都很难，面试过很多地方，还是不成功。从2020年毕业，到2022的两年中，我一共面试了18家公司，期间有暂时成功的，但干了一段时间不合适，只能离职重新面试。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工资太低，另一方面是跟专业不对口，为了生存而工作，学了半天什么都用不上，包括我现在干的跟学的没有一毛钱关系，”刘畅告诉美国之音。
刘畅表示，他于2022年通过面试成功加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社区医院，担任临床康复科的行政工作。每周除了五个正常工作日外，还在星期六上午加半天班，每周休息一天半。按照医院的规定，星期六上班没有加班费，虽然不合理，但这是医院的规章制度，谁也无可奈何。
“我属于行政班，如果是值班的话，不按每周算，三天一个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白天休息，周一到周五轮流排班。”
“在同学中，好的工作每天上五天班，工作特别清闲。我们医院很忙，都没有清闲的时候，来看病的都是没有工作交农村合作医疗的基层人员。他们都是农村人，没有收入，非常计较看病花多少钱，有时候因为没钱，有些人只能放弃看病，”刘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刘畅自述出生于1997年，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家中有一个弟弟。自从记事以来，父母便在广州打工，而弟弟则在河北理工大学攻读环境专业研究生。由于家庭收入仅够供养两兄弟中的一个读书，刘畅上大学后，父母便再也没有资助过他一分钱，有时候甚至连生病看医生的钱都没有。
在社区医院工作工资太低，结果还是入不敷出。“出去摆摊肯定是因为没有钱，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让我躺平。很多同学都是干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买不起房，一边租房一边上班，钱都没有够花的时候，”刘畅说。
刘畅提到，他和两个同学常常一起在晚上摆摊，有时候甚至在下午下班后迅速备货，一个月下来能赚取五千元。在摆摊的队伍中，还有许多中老年人。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大爷告诉他，在这个年龄段找工作很难，去餐馆当服务员或洗盘子，月收入也只有两三千元，相比之下，摆摊的收入更可观，而且只需要晚上工作，白天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脑袋死的人干不了这一行，得灵活。你要会看人、看城管、找没有城管的地儿，还要和其他摊主处理好关系，每个地方卖的东西不一样，需要不断找人流量多的地方，还要提防有人举报，不举报城管就不会逮，”刘畅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困境
与刘畅相比，来自广东省梅州市的王海生的经历并不那么幸运。他表示自己于2018年本科毕业于洛阳理工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毕业后进入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然而，工作一年多后因身体原因住进了医院，接着又遭遇疫情。由于不是本地人，没有房子，也没有积蓄，因此在洛阳无法生存的他只能回老家。
“因为我生病一直断断续续的请假，加上又是新人，社会阅历和资源都不行，很多单子根本谈不下来，挣不到钱，就辞职回老家了。经过熟人介绍我进入一家食品工厂的工程部，被分配到最清闲的职位，每天巡逻和看风机，一个月工资4000元，但这个工作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因为部门换了领导，我也被换掉了，”王海生说。
王海生指出，食品工厂和他同等学历的毕业生在车间流水线上工作，工资还不到4000元。平均工作时长为每天10-12小时，不享受五险一金，而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他们不属于食品公司的人，属于劳务派遣公司招聘来的普通工人，但也都是大学生。跟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工作地点在食品公司，属于合同工，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70%。我们那儿一半以上都是这种员工，因为成本低，”王海生告诉美国之音。
王海生提到，离开食品公司后，他尝试过直播卖货，卖过花草和树苗。然而，由于苗木季节性较强，春季是最好的销售时机，夏天太热苗会热死，冬天太冷苗会冻死，面对这样的季节性挑战，他只坚持了一个季度就干不下去了。
“今年7月份我开始摆地摊儿，因为我不像有的同学家里有基础，没有经济压力，父母供着就可以潜心复习考一个公职人员，去银行、国企或事业单位上班，隐形福利特别多。如果我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不上班的话，马上就没钱。我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两个姐姐都结婚有孩子了，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王海生说。
王海生强调：在中国，作为一名大学生，除了面临就业困难，更难的是要说服自己对未来的心理预期。
“很多同学的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做那种不要脑子的工作，为了生活下去，赚一份吃饭的钱，工作没有意义，过程非常痛苦，辛辛苦苦一个月3000多块钱，心里的落差感极强，我们从小上学就被教育做世界的主人，到头来只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连一份学以致用的工作都找不到，”王海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就业艰辛与社会现实
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2012年毕业生李平表示，自2017年起，他就一直在北京西直门摆摊卖鞋和包包。由于找工作的难度较大，他曾参加了许多面试，有一段时间他成功找到了工作，但仍然在晚上下班后选择摆摊，以维持生计。然而，随后失业使得他只能依靠摆摊来维持生活了。
“找工作竞争一直都很激烈，找工作很难，学了半天根本用不上。学不能致用，是普遍现象。那些资源多的人，从生下来、到教育，吃的喝的，根本都不用操心。而家里特别穷的，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找不到工作根本活不下去，吃饭、看病、结婚……到处都得钱，”李平说。
李平指出，如今大学生找工作都要靠关系，依靠家庭背景和个人社交圈，即便学业再出色，也是为权贵阶级提供服务。
“不管你学习再好，靠个人能力都费劲，现在是关系社会，进入工作的时候，父母给找关系，进入工作之后，还要维持关系，保住工作，总之很难。在有钱人那里，琴棋书画以及体育等都是社交手段，但对于收入有限的普通老百姓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光学习好有什么用？”李平告诉美国之音。
李平强调，在摆摊的学生群体中，主要问题是经济困难。尽管政府一直声称在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除了政府存在问题外，企业也存在不小的问题。我有一位高中同学，在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航天科工四院，从事弹射动力装置的工作。遇到电路板损坏的情况，没有人能修理，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并成功修好，单位却只给了他200块钱。相比之下，外部专家同样的问题，一个工时的维修费用就要2万，而且还不能保证修好。于是，这位同学最终选择自愿辞职，转而去卖房子……无奈之下，现在的职场环境就是如此，唯一的方法就是适应当前的现实，”李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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