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镇压使中共保守派与顽固派得势，力主改革的领导人赵紫阳遭罢黜，文革后开创的较为宽松的言论和政治环境毁于一旦。有关六四开枪的历史责任以及学运领袖们在那次学潮后期的表现，特别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对错和经验教训等问题仍备受关注，众说纷纭。
八九学运和武力镇压
1989年4月，被视为务实亲民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自发悼念和请愿的北京高校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1989年5月中下旬，尤其在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之后，中国首都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时任总理李鹏出面宣布戒严，而社会上出现几乎一面倒的同情抗议学生的政治氛围，众多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包括接受中共统战的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政府机关干部、中共宣传喉舌的工作人员和高校教师等体制内人士，纷纷表态支持学生。此时，起初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已演变为规模空前的群众民主运动。在现场直播的西方媒体将其称为“人民革命（the people's revolution）”。中国军队多名退役上将还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共中央军委，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着人民群众”。
5月23日，北京再次爆发百万人大游行，齐呼“李鹏下台”。6月3日，李鹏代表中共召集军方负责人和北京市地方主要官员开会，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坚决表示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当晚，大批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北京残酷血腥镇压了和平抗议的学生和平民，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
批判学运过激和不知进退的观点
八九民运被镇压已经过去35年，对于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是否该对六四镇压承担责任的问题，民间和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不时有人指责学生的过激行为和不知进退激怒了中共，给了当局开枪杀人借口，结果上千民众和学生伤亡，断送了本有可能成功的体制改革和政治转型。这种指责抗议学生的声音近年有所增多。
学生是否应该为八九民运军队开枪和中国改革转型机会的断送承担历史责任？
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学生要求更多民主自由权利和反腐败的政治热情，以绝食抗议方式唤起民意同情支持的初衷是好的，但中共大军进城欲开杀戒前夕未能审时度势，作出策略性的妥协让步，反而拒不撤离广场，导致局面失控，惨遭武力镇压，从而断送了中国改革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
北京独立学者周舵是1989年6月2日至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见证学潮最后时刻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他近日在海外政论网刊《议报》撰文回忆道：“六四事件是因1989年4.15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反改革势力抓住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做借口，趁势把胡耀邦搞下台……一方面，我在政治立场上和感情上绝对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有挥之不去的不详预感，担心这次学潮又会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把赵紫阳的改革派政府搞垮。”
在纽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者颜智华认为，开枪并非老谋深算的中共首领邓小平的首选。这位前中国历史教师对当年广场上的抗议学生领袖乃至当前的海外民运持严厉批判甚至反对态度。他5月2日在X社交平台写道：“发生64血案的罪责根本在胡闹的学潮领袖，而非邓小平。老虎吃人是常识，居心不良的学生领袖把赤手空拳的无知学生送入虎口，罪大恶极。”
他认为，当年的学运领袖应该向六四遇难者及其家属道歉。
颜智华在三年前发表的网文《10年非毛化政治经济改革运动的历史功绩与“89”学潮》中指出：“所谓89民运，它葬送了自1978年夏天开始的延续了11年的非毛化政治改革运动，让党内高层非毛派全军覆没。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被颠覆。还有流血牺牲的成百上千鲜活生命。”
这位历史研究者在这篇长文中批评指出，学生方面，给当局提出的诉求是要求当局撤销给学生头上扣的“动乱”的政治帽子，承认学生的活动是爱国的。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要求和中央领导人对话……等。这些“标的”都是当时共产党法律范围内合法的。但你学生方的领袖非要“得理不饶人”，把事态扩大，矛盾激化，把示威抗议活动升级，应该说是非常不明智的。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自不量力。
文学城博客一位网名“老武”的博主多年前就发文表示，“没有见好就收是89学潮的一个最大的失误。”
该文写道：“在4.27大游行后，政府的立场已经软化，并派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和学生代表们进行对话。 这对于一个长期高高在上，并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政党来说，已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尽管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就进行对话本身，学生们应该感到取得了胜利，应该就此为止，见好就收。”
老武的文章指出，“特别是在5.4游行后， 学潮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罢课结束和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代表时对学潮温和的讲话后，学生领袖们应把握时机，及时复课、结束游行示威。如果是这样，改革派们就不会被元老们和强硬派们逼向死角，进而被一锅端掉。”
六四亲历者的反驳
六四镇压后被中共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有种说法声称中共当局被学生的激进逼到了墙角，才迫不得已采取了开枪的方式，他认为这完全是不了解当时的事实，而且是完全是不讲理的一种逻辑。
王丹说；“首先当年3000大学生绝食，提出的其实只是两点要求，第一个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论，那个社论把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是搞动乱，说是要颠覆政府。我们当然觉得政府应该修改这样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第二，我们要求跟政府进行对话，来提出我们对于建设中国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我觉得这两条要求，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算什么非常激进的要求。那个426社论，即使连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认为太过分，都认为不妥当。所以我们要求修改它，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激进的要求。那么跟政府对话，这更是中共中央在中共13大上提出来的，要跟社会各界进行协商、对话，我们响应的是中共的号召，要求跟政府对话，这更谈不上是什么激进的要求。”
王丹接着指出，“就是这两点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学生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争取，换来的却是政府动用正规军队在自己的首都大开杀戒。那么请问，我们客观地讲，在两方来看，到底谁更激进？我们3000大学生用生命只不过要求这两条要求，而政府宁愿动用十几万、几十万军队大开杀戒，屠杀人民，也不肯答应这两条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所以，激进的并不是学生，激进的反倒是政府。政府完全疯了，才导致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政论网刊《民主中国》近日登载署名吴严的文章指出：“不杀人就手痒，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视人命如草芥，是共产党的保权法宝。”
文章对世人的警告是：“这样一个莘莘学子对大开杀戒的王朝，它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
沈良庆：中共残暴本质决定了镇压
曾参与八九民运的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并不认为六四镇压是由于学生们过于激进造成的。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的学生运动不同于韩国之类有反对党领导的民主运动，难以做到目标明确，行动有力、有理、有利、有节，收放自如，倒也是事实。这只是极权国家消除一切民间组织（更不要说政治组织）后给定的约束条件。但学生运动遭到几十万野战军的血腥镇压，发生大屠杀，并不是因为学生太激进，不知道妥协。事实上当时学生和市民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活动非常的温和，甚至连各个部委机关包括警察都参加了。而是因为中共当局太野蛮、残暴，根本就不能容忍任何大规模和平请愿。激进不激进都一样会遭到残酷镇压。”
沈良庆认为，中共党内开明派改革派人物遭清洗，那是没办法的事。他指出，劣币驱逐良币是极权国家绞肉机运动常态，只能说明极权国家没有自主改良的可能。
沈良庆说：“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说的很清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种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只能导向新极权或者走回头路，重新回到原教旨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根本不可能走向民主宪政。所以说极权国家无改良。党内开明派、改革派被顽固派、保守派取代是迟早的事，跟学生运动是否激进根本无关。”
胡平：学生犯错 当局犯罪
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方面犯了策略性的错误；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强硬派的镇压，那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这两个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也需要说明，因为有些人他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说学生不撤出，招致了屠杀，那就是替屠杀开脱罪责嘛。不管学生撤不撤，你共产党也不该杀人嘛。”
胡平指出，不能把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混为一谈：“毫无疑问，当局镇压是一个罪行。但另一方面，从民运方面，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可以做好的事情，导致造成了最后这种不幸的结局，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X（前称推特）网友吴铭在六四35周年临近之际发帖指：“共产党后来强行洗地，编造出大量歪理，洗脑一大批民众。再后来不敢提这件丑闻和犯罪。这些都无法洗刷它反人类的一次大暴露。”
胡平是最早提出反思八九民运失败教训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1992年在牛津大学和香港出版了他为此撰写的专著《中国民运反思》。
他认为，1989年，一些激进的学生确实没有做到见好就收，结果功亏一篑，而2019年的香港抗争也没有记取八九民运失败的历史教训，同样功败垂成。“从民运方面检讨，这是策略上的一大失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八九民运中，由于来自民众的这种巨大的压力，在高层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派一度主导了形势，也做出了若干的让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广场上的学生能够及时撤出，那么就会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且保存旺盛的士气和自信。而在中共高层也会使温和派强化他们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那整个运动就会造成一种非常好的结果。但可惜的是，当时学生没能做到这一点。”
胡平还指出，他的“见好就收”策略与美国等国一些非暴力问题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他说：“很多研究八九民运的一些专家学者都谈到这一点。比如说已故的非暴力专家吉恩·夏普也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就在于学生没有利用中共温和派已经提供的这种对话的空间，而及时宣布阶段性的胜利。另外一位研究八九民运的非暴力专家、塞尔维亚的波波维奇也谈到，八九民运失败就是学生有一些太天真，没有及时的见好就收。因为八九民运确实出现了好几次好的机会，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及时抓住。最后因为就有些时刻，上层和民间是出现一种互动的关系。民运方面怎么做，它就会决定上层是温和派得势还是强硬派得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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