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团体和媒体观察组织说，在全球防控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不少国家的政府都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独立媒体的声音遭到封杀。
这类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训诫了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伊朗、土耳其和泰国逮捕了一些记者和社媒体的用户，匈牙利出台了紧急法，对发布“假新闻”的人处以罚金或进行逮捕。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引入了新的法律，但并没有说明这些法律的有效期限。人权团体和国际媒体警告说，专制政府可能会滥用这些新法律，压制批评者。
世界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疫情方面都遭遇到一些阻力。南非和伊朗禁止记者采访“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或医务工作者。菲律宾只允许国家媒体参加记者会，其他媒体都必须事前提出采访问题。
印度总理莫迪向最高法院递交申请，要求媒体在发表报道之前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最高法院拒绝了莫迪的这个要求。但是，莫迪此举让印度新闻界感到可怕。
美国之音建立了一个互动地图，追踪媒体因报道疫情而受到攻击的案例。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罗斯对美国之音说：“像目前这样的公共危机给政府扩权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当权者可以利用人们的恐惧扩大手中的权力，使其远远超出保护公众所需要的程度”。
罗斯说：“新冠病毒就像新的恐怖主义，是政府扩大权力最新的借口。我担心，危机过去了，政府也不会放弃这些权力。”
罗斯提到过去的一个例子，就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后政府权力扩大，有关无人机攻击和强化监控等措施等并没有因恐袭威胁的消失而予以取消。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至今还没有关闭。
有些团体，比如美国的电子前沿基金会表示，他们对数据收集感到担忧。
以色列、中国、韩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使用收集数据来确定人们是否与病毒感染者有近距离接触。
技术虽然有助于遏制疫情大流行，但也引出了一个问题，相关数据今后将如何使用，如何分享？
电子前沿基金会资深律师亚当·施瓦兹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说，公共政策应该“在集体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底线就是政府必须明确告诉公众，要推出的任何监控新措施都必须是对遏制病毒具有实际的作用。”
施瓦兹说，要扩大数据收集范围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做对隐私等个人权利产生什么影响。
他说：“说到底，任何新的权力都必须是必要的和恰当的，对用于疫情防控的大数据必须加以保护”。
罗斯表示，批评审查或者其他的疫情信息控制的做法，无论是埃及也好，中国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国家，都会削弱它们应对卫生危机的努力。
罗斯说：“当初，武汉医生试图发出疫情警告的努力不仅没有受到关注，反而受到了压制，”“这让病毒放任了三个星期”。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三个星期的时间用于应对病毒，病毒蔓延开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95%。
这项研究使用人员流动和发生疫情的数据对旅行限制、早期检测和隔离等有关防疫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保护记者委员会负责人乔尔·西蒙对美国之音说，新冠病毒给全世界压迫性政府提供了一个压制批评性报道的借口，这就是打击散布不实信息。
西蒙说：“专制政府和民主国家之间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战斗，它们称要打赢这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战争就必须拥有非常的权力”。
而民主国家，西蒙说，应该回应说，更加开放的社会具有应对危机的最佳能力，因为信息的自由流通会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增加公民对情况的了解。
西蒙指出，如果领导人不支持记者，削弱媒体帮助抗疫的能力，那么“当我们走出这场危机的时候，世界将会变得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