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纸媒版星期一刊登该报记者丹耶尔(Simon Denyer)发自北京的报道说，雷洋之死触到中国中产阶级的痛处(hits home)。
这篇报道说，在中国，警察实施酷刑的指称几乎是家常便饭，但对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些消息似乎都很遥远，受害者一般是政治异议人士、贫穷的访民以及中共党内的失势成员，他们的遭遇在中产阶级中间甚至在法律界都激不起太大的共鸣。
然而报道说，29岁的雷洋毕业于著名的人民大学，在官方支持的环境机构工作，他的死以及当局对涉案警察不予起诉的决定让城市专业人士们觉得人人自危，他们“罕见地表达了愤怒”。报道提到，虽然当局在宣布不起诉涉案警察后在网站和社交媒体实行了内容审查，大量删贴，但这并没有阻止人民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校友征集签名，法律、学术和工商界的领袖也纷纷公开发声。
《华盛顿邮报》援引社会评论家章文(Zhang Wen)的话说：”如果这事发生在农村地区，就不会有反应。但很多人跟雷洋一样。如果这事可以发生在他身上，难道不会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吗？”
前清华大学教师吴强(Wu Qiang)在雷洋死后帮助起草了一封请愿书，他对《华邮》说，他希望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更为广泛的运动，维护公民权利并限制警察权力。他提到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更为有限。他对《华邮》说：“我们受过高等教育，从好大学毕业。那些走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也有同样的使命感，不过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更低。”
不过，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古德曼(David Goodman)认为，雷洋事件不会让中国的中产阶级造反。他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基本是党国(party-state)体制的一部分，多数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都来自他们在党国体制中的地位。
《华邮》援引古德曼的话说：“当人们抗议时，多数人并不是想结束党国体制，而是让党国体制更为有效地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