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发生的这场肺炎病毒防控大战实际上正在两个阵线上进行，一个是在疫区，另一个是在舆论场。疫区的战斗恐怖而惨烈：病毒感染者病人越来越多，生命不断地离去，数以千万的民众在病毒的威胁下和无奈的隔离中痛苦地煎熬着。
舆论场上也不轻松。民众的怒火通过各种渠道发泄出来，抨击政府的无能和无情，追责的呼声日渐强烈。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一方面疲于压制民众情绪，一方面通过封城、修建“小汤山”式医院来展示其强大的高效防控能力，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化解中国遭遇世界孤立的困境。
周五（2月7日）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分别发表了两篇对这次灾难的起因和防控等重大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文章。一篇是新加坡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撰写的《应对肺炎病毒：中国需要少一些政治，多一些科学》（暂译）。另一篇是旅居美国的中国农民法律工作者陈光诚撰写的《警告：中国专制危害您的健康》（暂译）。
陈光诚曾经在中国帮助一胎化政策受害者进行维权，并因此而开罪于中共，受到长期迫害，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出走美国。他对中国的专制体制有着切身的了解。
陈光诚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共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作法跟当年执行计划生育时一样粗暴。封城、封镇、封乡以后，民众生活遭遇各种困难。医疗设施不足，导致许多病人求医无门，他们被医院推走，自生自灭。人们看着自己濒临死亡的亲人痛苦哭泣。通过各种途径传出来的视频、照片暴露出围城之内民众的艰难处境。
陈光诚说，他过去说过，中共是人类的威胁。这次的疫情从武汉蔓延到全国，又扩散到大半个世界。中共再次证明，它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威胁，它成功地把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一场人权灾难。在这场灾难中，陈光诚说，中国人民是第一个受害者，全世界也都为中共的恶习付出了代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也认为，中共的官僚体制对这次肺炎病毒的形成和扩散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个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使得下级官员养成了在遇到重大事件时等待上级指示的习惯。隐瞒实情，无所作为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郑永年认为，正是这种官场文化导致地方政府在肺炎病毒发现之初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控。这才使得病毒得以迅速扩散，造成了今日的重大灾难。
但是与陈光诚不同的是，郑永年认为这次灾难的发生和扩散，有中共的责任，也有民众的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郑永年认为，民众没有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
2003年，中国人遭遇了一场跟这次肺炎病毒类似的萨斯病毒灾难。郑永年说，但17年过去，中国民众的行为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们野味照吃，对自己也缺乏反省，对政府的态度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外一个极端。
武汉疫情就是从一个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爆发的。最新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起源于蝙蝠，通过穿山甲传染到人类。
郑永年说，民众的政治意识过于浓厚反映在两个方面：平常过度相信政府，不注意培养科学的生活态度，遇事缺乏自救或互助的能力；而在发生灾难时，一旦出现政府防控不力，民众又会把怒火撒到政府身上。这样做对控制疫情并没有什么帮助。
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科学运动。科学意识和科学管理是这个运动的核心。
在政府方面，郑永年说，政府要明白权力不是无所不能的，它有界限。通过政治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集中资源，这是优势，但如果没有科学管理，就会酿成重大的灾难。
郑永年提出，中国政府应该把目前的危机管理优势转变为危机预防优势，把资源用在预防上，而不是为灾难付出重大的代价。同时，政府还必须简政放权，培养地方自治的能力，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员。
郑永年还说，任何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监控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国家治理需要自我意识和相互监督。一旦发生危机，社会通过自治机制把社会成员组织起来，这样就会减轻政府的负担和犯错的机率。
郑永年强调，科学意识和科学行为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持久的学习和努力。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革除了宗教和愚昧，走向了科学和理性。日本在学习西方中最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 然后利用学到的科学知识进行发明创造。
郑永年说，科学不仅对日本社会的重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变化为日本后来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