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官网上发布了中国第一部《国家情报法》草案，公开征求民众意见。新法赋予中国情报部门更多权力，除了范围扩大到境外，当局也有权对外国嫌疑人进行监控和调查，对阻碍情报工作或泄露国家机密者，可以“行政拘留”方式扣押嫌疑人。无独有偶，美国纽约时报在周末披露，中国政府在2010年到2012年间，杀害或关押了近20名美国中情局线人，严重打击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质疑相关报道不实，是“自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式想像”。中国是否真的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在美中谍报较量里，究竟谁占上风？即将出台的中国国家情报法，是否让中国情报系统的进一步扩张合法化？对中国民众可能造成什么影响？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毓玮说，“任何国家抓到间谍后应该不会杀害，除非是在冷战时期的急迫时刻，才可能会处决间谍，因为间谍有他的情报价值。目前中国官方也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或没有的答复，只说根据有关法律进行处理，因此这件事我觉得要等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讯息。也可能他找不到可查证来源或具体的证据，因为这本身就是个隐蔽的战争，不像一般刑案或犯罪，可能有很多证据当呈堂证物作指控。”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则认为有关中国政府处决美国中情局线人的消息可信度很高，因为许多当时的美国官员在川普上任后已离职，因此可能将消息走漏出去。 此外，一些中国军官和官员情妇在这段时间也被以间谍罪或泄露国家机密罪处决，印证了消息的可靠性，也披露了中美之间日益频繁的谍战，以及中美两国致力于破获对方谍报网的现状。在周永康和马建落马后，中国的情报机构开始进行重新调整，是中国在美国的情报工作受挫，线人系统也出现问题。目前中国陷入情报混乱的状态，确实有采取措施管理混乱情报的必要。
汪毓玮说，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特务及谍报战从未断过，台湾目前在这方面强化保防法，思索是否通过法律的授权能更有效地处理间谍问题。
《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创办人平可夫说，纽约时报披露的这类消息属于高度机密，一般来说不会泄露给大众知道，除非中情局有增加预算的需要，或联邦调查局欲加强对中国人的监视。但即便有这类工作需要，也需待国会动作才可能故意放出这些风声。过去各国政府靠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招收间谍，现在则多以金钱或女色诱惑。
夏明说，在党政合一的中国，国家安全法演变成了“党的执政地位安全法”，对批评党国的人形成巨大威胁。中国政府与其以保密法严加提防普通民众，不如加紧抓出国家安全机构的内鬼。他说：“国内出卖机密，为了自己的各种利益，包括像王立军，带着大量机密逃向美领馆；也有传说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在美国化名王成，他也将各种爆料带到美国作为应对。还有郭文贵不断爆料，让中国政府相当头痛。目前保密法针对的是刺探情报的个人或国外机构，但其实普通公民不知道什么是情报，可能会查询到或在他图书馆阅读到很多东西。应该针对的是内鬼，内部如果防范的不好，别人就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解读你的东西。这不是一个人的犯错，而是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防范方式将问题推给了外在力量、外部因素，没有思考怎么整肃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让他们做好保密防范，让他们不泄露，不对自己的党国进行背叛。”
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创办人平可夫认为，中国乱抓间谍的后果，只会让中国公民在国外的处境更加艰难，同时造成自身间谍行动的不易。他说：“这个法律的控制空间非常非常大，什么是间谍？间谍行为和对间谍机关的认定，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公认的标准，而不是你认为是间谍行为就构成间谍行为，这很可能引起一系列外交争端，乱抓间谍的结果会使中国公民在外国的境遇比过去更艰难，比如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你搞别人，别人也会防范你，而且会给中国自己的间谍行为带来严重的困扰，可能很多国家会以报复心态大张旗鼓地抓中国间谍。”
平可夫认为中国的情报机关因为不受法律有效控制，带来了许多问题与弊端。他说：“中央情报局没有在国内的逮捕权和搜查权，只有在国外的派遣权，而在国内有逮捕权的是FBI。俄罗斯的情况也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国内是没有逮捕权的，法律的区隔非常清楚。所以中国的情报机关拥有搜查权等，国家安全部既有派遣权、在国外的活动权，又有在国内的逮捕权和搜查权，这样情报处于无法受到法律有效控制的状况，没有办法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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