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侵乌战争困局也成为近平的困境，两位独裁者战前在北京的高调亮相令人怀疑习参与了普京的阴谋。中国疫情的突然逆转让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动态清零”模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由此引发经济、政治的巨大代价难免损害习近平的声誉。
另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战争和疫情阴影笼罩下的经济形势，就连中共官员和媒体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去年下半年习近平围绕“共同富裕”推出的监管、清理、限制、整顿等措施是权力的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价来纠偏。
中国网上流传：股灾十年一遇，战争50年一遇，疫情百年一遇，而三者同时发生为千年一遇，却恰逢习近平欲图大业的今年。普京的威权祸害如何连累习近平的极权体制？中国疫情反弹将让习近平付出何种代价？严峻的经济前景会不会导致习近平20大突破任期制出现变数？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在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上，中国至今拒不予以谴责，这反映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个人的道德水准问题。
他说：“我觉得习近平的知识和习近平的道德水准，还有习近平对问题的看法，让他意识不到这是非常尴尬的。你知道尴尬这个东西是对这种有修养的、有知识的、有廉耻心的人，你说他可能一件事儿好像说了一句假话，或者不得人心的事，我要强词夺理，可能会感到尴尬，感到不好意思。习近平这种人和赵立坚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这种羞耻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觉得尴尬。不会觉得尴尬会比觉得尴尬，我觉得对人类、对中国是危害更大的。这就表明他们继续要按照自己原来方式做。但你说习近平真的敢支持俄罗斯吗？当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多数国家都表示反对，他又不敢。实际上你要说赵立坚是个战狼，那是个没有牙齿的狼。天天就像狼的一样的，摆出狼的姿态在喊。习近平就是个鸡贼，你看他一会儿要支持，要上不封顶。一看形势不好，想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被揭露出来之后，现在又想给自己找台阶下。别人有羞耻心，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他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还说全世界多数人支持他。所以我觉得用‘尴尬’这个词让我们来实际上是假定习近平是个有羞耻心的人，但他没有。”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除却外部因素，有消息指出中共内部将原因归咎于习近平的“折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过去的大半年习近平出重手打击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对于经济下行难辞其咎。“共同富裕”销声匿迹说明习近平政策遭遇抵制，是其权力被削弱的标志。
他说：“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除了疫情因素之外，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经济增长率的下跌，就不能再归咎于疫情了。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为什么过去这大半年还在下跌？当然就只能归咎于习近平的折腾。过去这大半年习近平出重手，四面出击，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打击了市场经济。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邓江胡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现在个个都销声匿迹了。习近平的这种折腾当然也遭到了体制内，包括党内的抵制。我们看到就是去年习近平高调提出的共同富裕，到了今年就没几个人提了。就说明习近平他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这种让步，不得不降低他所谓强力监管、打压民企的力度。另外他也知道，如果再不释放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活力，那麻烦就大了。所以和现在当局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的调整相伴随的，那必定就是习近平的政策遭到抵制，他不得不收敛。这是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一个标志。”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邓江胡等领导人无不倡导尊重经济规律，唯独习近平抛弃前任成功经验，直接回到毛时代的运动治国模式。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习近平知识上的局限和政治上的狭隘，必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他说：“其实说到底，这就是邓小平批评过毛泽东时期政治上瞎指挥。其实刚才你讲到的这些问题，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邓小平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是搞政治的，你看他在军队里当政委，他实际上是没有担任过业务干部，他搞了一辈子政道。到他70多岁重新复出的时候，他悟出一个道理，共产党管什么，什么就搞不好。所以他从科技教育出来的时候说，研究让科学家去搞，党委做做后勤就行了。地呢要让农民去种，企业呢，要让企业家去办。要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但其实他的中心就是说，什么事都要交给办这个事的人去管，党不要管这些事。而且他在总结的时候说，在第一个决议就讲过毛泽东个人意志、瞎指挥，用政治去干扰经济规律。其实习近平今天犯的所有这些东西，邓小平都在毛泽东的时候，而你要知道，他是跟着毛泽东犯过这些错误。现在习近平又在重新犯这个错误。这里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他的政治野心，想干一番千秋的大业的决心，也有出于独裁政治的需要，他必须要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起来，防止自己的政敌用来去颠覆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出于自己知识上的短视、知识上的局限，和政治上这种狭隘的需要，肯定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习近平内政外交的失误令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疫情以及经济方面面临多重压力，而中共党内外已开始出现不满之声。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认为，尽管中共内部已经出现反对声音，但在中共的极权专制制度下，难以积聚力量形成反习之势。
他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要说在民间社会，就在体制内，就在党内，就在党内的高层，那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但是问题在于中共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种体制。所以现在的问题还不在于中共内部、在体制内、在高层，有没有反习的力量，有没有想换人做做看的这种声音。问题在于这些声音、这些力量能不能互通声气、互相汇合，形成一种可见的力量，从而打破现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约束。能够发动一场有效的集体行动，这才能改变局面。否则的话，反对的人再多，就像斯大林晚年像毛泽东晚年，只要他们活着还有那口气，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独裁。所以关键是这些反对的力量能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这才是关键。离成气候还远，但是从这些声音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确实有这种声音，而且在互相汇集。有这么几个互通声息的作用。它当然是采取共同行动的一个前奏，少不了要有这一步。但关键是你还要走出下面这一步才能够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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