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开幕式当晚，北京保安在众目睽睽下，推搡驱赶正在连线直播的荷兰公共电台NOS驻京记者邓达斯(Sjoerd den Daas)。这个新闻事件全网“炸锅”后，国际奥委会第二天表示，这是一起“不幸”和“孤立事件”。
尽管北京与国际奥委会发誓保证外国媒体自由发言，舆论仍然担忧在冬奥会期间外国媒体是否能在中国境内自由地开展工作，外国媒体记者在冬奥会期间究竟享受什么“自由”待遇？
美国新闻网《野兽日报》说：“这段录像是外国媒体在中国遭遇的‘痛苦说明’”，相对于进入奥运闭环泡泡的外国记者，这些年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遭遇了什么样的痛苦？2020年以来，许多外国驻华记者离开了他们眼中的新闻报道“地狱”转驻天堂台湾工作，今天的中国是否还需要来自西方的第三只眼帮助报道中国？世界又如何借助“第三只眼”来了解今日大陆中国？
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表示，荷兰记者在直播连线过程中遭驱赶的事件凸显了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特别是西方媒体在中国采访报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
他说：“即使你能在(闭)环外做正常的访问报道，老百姓不愿意说，不敢说、不敢上镜头，为什么？因为会出问题、会出麻烦。所以这就是地狱和天堂之分，人跟禽兽之分，差别在这个地方。讲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政权、这个政府用各种方式钳制老百姓的自由、思想、言论，这是基于恐惧，你会惹麻烦，你的家人会惹麻烦，你的单位会惹麻烦。所以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去惹麻烦。所以即使外国记者在中国可以自由采访，也没有人敢跟你自由讲话，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去报道，报道什么呢？就是报道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中国要讲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他们要告诉我们的故事，我们就去报道就是了。这个不是新闻，这只是官方宣传而已。”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表示，从北京保安驱赶荷兰记者这一事件来看，中国与西方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远，那种认为中国越强大就越能融入国际社会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大家还以为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的开放体制里，我觉得这是错的。中国只在它自己的世界里，它只需要世界对它的欢呼、对它的拥抱。容不得任何的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声音，对西方文化、西方文明都持抗拒态度。所以会在画面中看到，明知电视台在采访，不是不配合的问题，他就是阻拦你。这已经成为中国黑白分明的价值观，对西方记者就是要阻拦，甚至是水火不容的。有了一种刻板印象，西方社会的记者就是在找我们茬的，这个报道就是在挖我们短处的。实际上不仅是媒体，任何领域都差不多是这样，政治就不用说了，文化、体育等等(都是这样)。今天的中国基本上回到了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年代，它只希望世界是顺着它的念想来走的。”
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表示，中国官方现在已经成功把西方媒体形容为“敌对势力”的一部分，这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包括‘红臂章’、河南水灾的民众出来，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都被洗脑，包括和当年对比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西方媒体现在变成一个敌对势力，做为渗透中国政权的一个工具。所以西方媒体是用来颠覆和摧毁党和国家领导的，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一大群义勇军、义和团都会出来，帮助党和国家来抵挡外面的势力。所以国际媒体就是其中一个工具。这种观念在大陆都已经到处形成了，基本上就是这个目标。”
普利策奖得主张彦说，“中国政府已经有点放弃经营与外国媒体的关系”。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分析认为，很明显今天的中国已经觉得不需要有第三只眼来监视中国。中国的逻辑是与其让你做负面报道，不如不需要你的报道。
他说：“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但是很明显，中国不觉得需要有第三只眼睛来监视中国。它的逻辑和道理很简单，与其让你做负面报导，不如不需要你的报道。经济学都讲效益，我开放安排让你来报道，结果你对外报道的内容不是我想要的，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这样的买卖他不做。中共不需要，反正我有市场，我有经济强盛，我可以关起门来。再说封闭也由也有利于愚民，只要中国老百姓不知道，政权稳定，那它还求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你想想文革时候外媒是怎么报道中国的？情况接下去可能还会更严峻。现在看你是记者驱赶，到时候说不定就抓你一个间谍，抓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强权面前你只有低头的份儿。”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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