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星期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重提中共历史上有名的“窑洞对”，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习近平两个月前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说，如何跳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习近平接着说，现在中共又找到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连日来，中共官媒开动宣传机器,宣讲习近平如何领导全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自我革命”是毛泽东时代中共语汇中的旧词，习近平赋予它什么新意？
新年伊始中共重振反腐声势，习近平意在整顿吏治还是20大权力保卫战？从“人民监督政府”到“党要管党”，习近平的自我革命能否助中共跳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循环？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结合历史上时隔相近的两次“窑洞对”分析毛泽东在掌权之前是对民主有过冲动且向民众承诺过民主的。而且，毛泽东在当时对民主的理解是西方式的民主。
宋永毅说：“我想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什么是中共历史上的‘窑洞对’。中共历史上的‘窑洞对’，根据中共的党史，有两次，但是发生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是1945年7月到1945年9月。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想和国民党一拼天下，并且争取能够夺取政权。所以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是很谦卑的，他要联络所有的人，对内要联络民主党人，对外他要争取美英政府的支持。第一次‘窑洞对’是45年7月，毛泽东以及延安的那些领导人都邀请了国民政府的参政员，比如像，大家都知道的比较有名的，直接跟毛泽东‘窑洞对’的像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当时黄炎培就讲到自己从政也60多年了，他看到了一个政权，即便是像中共这样夺取了政权，常常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心打下政权，那个时候是聚精会神地，有贡献精神的。打下政权以后很快就腐败了。毛泽东‘窑洞对’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9月份，毛泽东也是在窑洞总结。他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甘贝尔以书面形式向毛泽东提问题，毛泽东心目中建立中国的概念。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毛泽东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产生的，并向他们选举的人民负责。他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个是登了延安的《解放日报》。你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毛泽东在没有掌权之前，确实也有民主的冲动，不说他是故意骗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口中的民主是英美式的民主，也就是说中共领导人至少在45年那段时间，他们是懂得什么叫民主，而且他们向人民表示、承诺，他们要用民主来反腐败，保持他们的政权。”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分析，习近平本就没有搞懂党史和人类政治经验，自以为“自我革命”会比毛泽东的“群众监督”式民主更高明。可实际上习近平也将会在历史周期率中打转而不得出路。
王军涛说：“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在谈这个时，既不知道党史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这种自我改革史，他也不知道政治和政治思想作为人类政治经验的历史。刚才宋教授已经说了，毛泽东在讲跳出历史周期时要搞民主跳出。把两个‘窑洞对’加上的话就应该看出民主选举有自由法治的政府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他才又走进了历史的周期率，而且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在搞了继续革命以后，其中一条就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这个七八年来一次可比习近平这个厉害多了，他要搞群众运动，甚至推翻了当时的党政军，重新建立革委会，他比习近平从革命角度看动作要大得多。但是毛泽东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习近平因为出于对党史的无知，他以为，你听他的话是什么呢，他找到了比毛泽东还好的方式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这个方式看来是不行，靠群众监督不够。他说我们要把刀向着自己，恨不得拿刀自宫，用这个方式来跳出历史周期率。实际上他是走进历史周期率。因为我们从更长的一个历史看的话，中国2000年的专制历史上，那些有为君王上台之后都是要做一番宫廷阴谋政治式的反腐运动。像明朝、清朝、各个朝代，每个新皇帝上来都要把老皇帝的腐败清理一番，谁都没走出历史的周期率。其实习近平无非是又把2000年来的中国这种政治教训和覆辙再重蹈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实际上一直在历史周期率中打转。”
习近平把中共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党内自我革命，寄托在整党整风和反腐败之上。王军涛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败无法可依。而习近平把中国都据为己有，这才是最大的腐败。习近平是最大的腐败者。
王军涛说：“首先我们讲腐败不腐败要以党章和国法作为依据，当然国法和党章，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帮规，在一个国家的法制还不健全，说宪法规定共产党的帮规——党章还是一个衡量标准。习近平是一个践踏党章国法的人。他从所谓的反腐中间拿掉的人，什么孙立军啊，发明的词就知道，在处理孙立军的时候是不是从轻发落了？好像习近平批他们的时候批得很重，怎么刑法援引的法条很轻呢？是因为法律上实在没有习近平的那些罪名。党章上也没有，而且党章上允许搞团团伙伙，国法也都允许结社自由。习近平这个人完全从践踏党章国法这个角度，他是一个腐败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从人类的政治文明角度去看，什么是腐败？公器私用就是腐败。什么是最大的腐败？窃国大盗是最大的腐败。专制和专制不一样，但是有的是一个集团专制，还有个人独裁专制。当由集团专制向个人独裁专制蜕变的过程，就是一个窃国大盗的过程。实际上从窃国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才是最大的腐败者，别人不过是拿着公权谋取些私利，他是把整个国家据为己有。全国姓党之后还要全国姓习，又实现了全国姓习，成了习近平一人的天下，这才是最大的腐败。”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重提‘窑洞对’，恰恰反映他水平有限。作为一个在位独裁者去提‘窑洞对’，就是对他目前执政的明显讽刺。
宋永毅说：“因为习近平的水平实在有限，他大约知道这么一个‘窑洞对’，但是他从来不去看历史资料。他认为这个‘窑洞对’那就是人民来监督。人民，我说了算了，我就是人民最大的代表，我曾经说过，习近平有一个情结，毛泽东也有一个情结，这个巨大的集合名词叫做人民，而这个人民就是他。所以这个就反映了习近平如果说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还是一个独裁者，他不会去提毛泽东的两次‘窑洞对’。因为这两次‘窑洞对’对他目前的执政是明显的讽刺。”
（美国之音记者晓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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