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疫情看似可望见顶，中国清零防疫模式备受压力。继天津发现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之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先后沦陷，全国14省市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
西安在月初按计划实现了“社会面清零”之后，至今未见解封迹象，禹州、安阳仍处于严密封锁之中。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公布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败被认为是全球最大风险。
西安为何迟迟不能解封？天津又为何迟迟不见封城？对于呼吸道系统传染的疫情，清零有无可能和必要？清零模式经济成本高昂，人权代价惨重，中国会不会适时调整或放弃？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认为，中国的抗疫模式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奥密克戎将迫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封城清零模式。
他说：“回顾中国的防疫，可以分成阶段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只有中国知道情况。当时第中国掩盖真情、误导世界、打压言论，造成对全世界的损失。大家今天已经知道了。而且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和世卫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其他国家的角色比较少。在这个期间，中国不仅是犯了错误，而且我认为是犯了罪行。到今天为止，连疫情的源头还没办法真正的进行调查，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设置的障碍。第二阶段以武汉封城开始。武汉封城开始大家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权灾难以及次生危机。但是几个月下来以后，武汉的封城模式从防疫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成功的，仅仅从防疫的角度讲。这时中国进入第二个阶段，由于武汉封城带来的成果，使他非常自信。而且中国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即任何的自然灾害最后都以政治稳定作主要的考量，它可能不允许其他的防疫模式，就沿用这个模式到今天。西安的封城，我认为是第二阶段的最末尾。西安传播的还是delta（德尔塔），到了天津应该说，中国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的防疫。世界的科学家、舆论现在都认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很广，杀伤力不是很强，基本上像一个严重的感冒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以前第二阶段的防疫模式，它的得益和人权灾难，还有经济上的成本相比，如果定量分析，可以说是在这条线之上。到了今天如果中国再延续这个模式，它的人权灾难、次生危机、经济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防疫模式所带来的益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交叉的，第三阶段可能要开始了。而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迹象要改变这种封城模式、清零模式。但是目前天津的反应和西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北京我看到的是开始局部的封锁，对小区进行封锁，其他没有像西安那样进行全面封城。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地方也没有马上反应，像西安那样。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某种迹象，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现在防疫模式的麻烦，我觉得是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
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表示，中共的清零防疫主要围绕着政治目的，是政治清零。
他说：“我并不觉得中国政府的防疫，实际上从武汉的时候，从防疫角度算是成功的。我个人觉得其实里面牵扯到中国的舆论控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如果能够放开，我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来，他们在整个封城期间承受的伤害以及次生人道灾难所带来的死亡人数，人们可能不敢肯定中国武汉的封城模式是一个成功的防疫。我觉得真正的内幕可能是被掩盖的。这样的做法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非常错误的模版。很多国家回来陆陆续续采用不同级别的封城模式，其实对各个国家的经济伤害都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国政府政治清零的压力更大了，而且面临着冬奥会的到来，我觉得天津现在没有马上进入封城城，很可能是怕如果把天津像西安一样封了，如果真的出现很难控制的局面，对北京的冲击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稍微谨慎点，并不像西安那样的极端做法。但我觉得其他(地方)不管是广州、上海，出现很多新的奥密克戎病例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明确的，先把飞到北京的航班都取消。整体上全部都是为了保北京，各地要牺牲到什么程度？是各地官员自己看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体上我并不觉得它是真的很有效地在做公共健康方面的防疫，它的一切做法我觉得还是围绕的政治目的。我看到一些网上的文章提到说，外界好像混淆了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清零政策中的一些措施的弊端。但我并不觉得是这样。如果清零政策本身就有荒谬的地方，那么清零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定有相当多的非人道的非常恶劣的后果。我觉得两方面都存在的。”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再加上奥密克戎毒株的特点，中国的“清零政策”将面临考验，而且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
他说：“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人口损失的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丧失殆尽。他不能说我是你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紧张。所以政治维稳、政治防疫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疫情一出来以后就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比较哪个国家的制度对于防疫这样的事情会做得更好。处理这种大的灾难、危机，民主制度更好，还是专制制度更好？这种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到今天大家还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前段时间武汉封城，我说的是在防疫的程度上，从朴素的角度来讲，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进行物理隔离，肯定会阻止疫情的蔓延。在这个角度来讲，是成功的。因此他(习近平)得到了‘我的制度比你更优越’的自信，而且他想把这个制度维持下去，就成为他现在一个巨大的负担。”
林晓旭也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到底有多有效将受到更多审视，特别是这项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他说：“一定程度上这个病毒有自己的传播规律，不完全是靠封堵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像武汉那样，中国觉得自己是靠极端封锁的措施起到作用，但其实也许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左右时间。中国政府觉得我是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势把疫情控制住了，其实未必是。如果把这样做法比如说搬到南非去，南非说我也采用极端封城，我也三个月时间，我也为用极端的制度优势战胜病毒了吗？不是这样的。病毒传播有它的规律，你看每个国家一波一波的疫情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人们的防疫措施起到一定作用，但最主要是这一波一波浪潮有病毒自己本身的规律。”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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