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二次通话未能化解美中关系僵局，但双方都表达了管控风险，防止竞争变为冲突的意愿。习近平把美中关系濒临冲突边缘归咎为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中国官方和民间舆论也盛行美国见不得中国崛起，企图“阻挡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步伐”。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拜登坚守美国对普世民主价值观和尊重人权的承诺，同时美国朝野上下达成共识：美国和西方国家绝不允许一个前苏联式的世界强权再现。
华盛顿北京各说各话，两国僵局如何化解？从全面合作到全面竞争，美中关系何以走到今天？为什么美国和西方社会无法平静接受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梦”？
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鸣表示，从这次拜习通话可以看出，中方并不希望彻底搞僵与美国的关系，不脱钩、不让步、不打折是中国处理美中关系的底线。
他说：“我认为今年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一直处于冷暴力中，互不接触、互不往来、互不交流。即使7个多月前中国农历新年通过一次电话，据说也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离任的时候，有人要他带话给拜登说，农历新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很重要，所以拜登来了一次拜年电话。7个月后才算一个真正的对话。我有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政治家的真话不能全当真。习近平主席曾经也是首肯战狼外交。中国战狼外交为什么一直不停息？是主席首肯了要准备斗争，这些都是他曾经做过的指示跟说过的话。他也曾经说过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他还说，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今天又强调，中美关系不至于到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还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哪一句是真，要看怎么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方不想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下去。第二点，习近平主席表态中可以看到，中国不打算与美国脱钩，更不想决裂，也是一个既定的。据称前不久在北戴河会议中确定了‘三不’，跟美国一不脱钩、二不打仗、三不退让。为什么呢？这三点对现朝执政都是致命的，所以这三点都会去死守。第三拜登的一句话，美国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这个话可能让习近平多少有点安心和安慰。不睬红线就有的谈。中国最敏感的是美国挑动台湾，这会逼迫中国孤注一掷，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与拜登的通话中把美中关系陷入僵局的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才是美中交恶的始作俑者。
他说：“乍一看美中交恶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是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为强硬，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但是进一步深究就可以发现，特朗普这么做不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原因还在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以后来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得美国整个主流社会原来对中国的期待破产。他们本来期待着美中之间友好合作的方式能够使中国的国力进一步上升，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就算不是变得自由民主，至少也会变得宽容、柔和一些。殊不知反而变得更专治、更强硬。特别是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是个很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使得所有美国那些本来替中共说好话的人统统失语。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没办法把这件事说圆。所以要说美中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是谁，我们与其去看特朗普、去看拜登，不如去看那些美国原来所谓的拥抱熊猫派，看他们现在是什么态度，看他们为什么会改变。所以这里的问题就不是像很多中国人想的美国见不得中国强大。如果是美国见不得中国强大，它早就不会对中国采取过去那些政策了。因为过去那种做法当然有助于中国强盛，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之所以现在发生变化说明这中间隐藏的矛盾不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首生强国见不得新兴强国，也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对立。从这个角度来看，始作俑者当然还是在习近平本人。”
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鸣则认为，美中关系出现严重倒退是结构性的，两国原来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的。
他说：“从中美两国的矛盾来看，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对峙，东西文化的分歧。所谓全面合作是在脆弱环境中的一种互动，一有风吹草动顷刻瓦解，是不出奇的。全面对抗是从贸易战开始的，原本中美签订了贸易协定，中方也答应执行。接下来主客观的情况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什么？发生了疫情，美国大选又发生了变动。疫情的溯源，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令双方走向了全面对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由于中共在一党专制中又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因此这种混合体制比前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更大。这导致了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和警惕。
他说：“今天的中国，如果仅仅是第二个苏联，如果仅仅是另外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强权，那还好办了。因为苏联共产制度有不少致命弱点，其中一个弱点就是无论如何，它经济搞不上去，经济总是搞不好。而今天的中国恰恰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抛弃了过去共产党那一套，大量引进了复辟的资本主义，包括对外开放，才使它的经济获得了活力。因此中国这些年说到底，无非就是它的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在发展。这样一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未必愿意回到传统的共产主义。问题是在经济中加进这么多资本主义因素，政治上又打着共产党招牌，这么一个历史上没有过的怪胎，因此对它的性质及问题的考察，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都不是特别清楚。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固然和个人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当年不是习近平而是别人，比如李克强接班，今天中国的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但另一方面，习近平上台以来之所以一下就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也跟过去邓江时代的积累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情况必须要高度的警觉。”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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