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经久不衰的民国热在习近平新时代遭到四个自信的严厉打压,现已转入地下，不得公开表达。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历经军阀割据和国民党一统天下两个时期，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其间战祸连年，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但民国大学却如荒漠中的一块绿洲，成就了蔡元培、胡适之等大批学识渊博、个性鲜明的学者和教育家，孕育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文化，其学风和品格都令当今党管一切的中国大学望尘莫及。
为什么动荡的年代能造就北大、清华等庄严的学府？民国大学如何排除政治干扰，保留相对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中国屡禁不止的民国热仅仅是国民的怀旧情结？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叶文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民国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没有非常开明开放的政府，大学校园之所以能够远离政治的专制和腐败，顶住国家政权的压力，成为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块净土，原因在于天下多元的局面，尚未定于一尊。
叶文心说：“因为天下没有定于一尊，因为权力、资产和文化的体系多元多样，所以许多人可以在其中找到空隙或者空间而得以有所发挥，因此也就可以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北洋政府是管不住校园的。比如北大，国立学校，经常发不出教职员的工资，比如李大钊教授就领导过向北洋政府领导的抗争。国民政府在1927年以后所谓‘逆势成长’，企图以党化教育的概念进入大学校园。可是它是逆势成长，就是党化的概念在实践的过程中很快就丧失了所谓革命性的号召力，很快就被大家看成一种官僚体系牵制思想的工具而加以抗拒。当然抗拒国民政府的作为的还包括共产党，当年很有前瞻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者，那是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所以国民政府在逆势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使天下‘定于一尊’的这种情况。因此，与其说大家顶得住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如说大家在遭遇国民政府的打击的时候，都能在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找到外援，找到声气相通的支援者。这完全是因为天下是一个分裂的局面，是一个多元的局面。”
叶文心教授具体剖析天下“并未定于一尊”的几个层面含义，包括：社会层面的门户和资讯开放，政治层面的力量割据，经济层面的多样化，以及当时对知识，尤其是西方科技的认同和尊重。
叶文心说：“第一个层面是那个时候有门户开放的大都会，譬如说当年的北京、当年的上海，都是门户开放、资讯非常通达的大都会。第二个就是民国时期，中国是割裂的政治板块，所以国民政府即使是在力量最巩固的时期，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地区也主要在长江下游，政治上各种势力形成割裂的板块。第三个是资产结构来看，中国整个经济体系内部的资产结构来看，是多元多样的拥有制以及资产结构。第四个在知识上，那个时候在一方面仍然有大家对传统士大夫的尊重，即使是国民政府，尤其是军阀仍然保持对传统士大夫的尊重。另外一方面大家又共同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有用的知识，所谓容纳西学，这里的西学主要是科技方面，总体说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家共同承认，仍然是在开发的时代，所以仍然有对知识的尊重。”
民国时期虽然是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但那时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让现在许多中国人向往，其中大学中相对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叶文心教授说，民国大学的自由度和独立度可谓大学有尊严，学术有风骨。
叶文心说：“当年的大学校长，譬如说北大清华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年的大学校长仍然有足够的声望和影响力，可以告诉军警，不许进到大学校园里头，至少这话可以说。那么实际上是不是完全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年大学校长可以做这样的表态，而国民政府必须在某一个程度上表示尊重。至于校园里的状况如何，关于大学学位的鉴定，关于出版物的审核，像这些，或者尤其是关于纸张批发、分配的名额配置，就是限额供应纸张，这一情况到抗日战争发生后尤其显著，就是控制纸张的提供。像这些从硬件方面的管制入手，企图干预发言发声的自由，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及国民政府的公安部门不断努力想要做到的事。可是从软实力的角度上来，大学教授、尤其是大学校长仍然可以表示学术应当有学术自由，学术必须有学术上的风骨。如果是一个有合法性的政权，一个政权如果有合法性就必须尊重学术以及知识的话语权。”
民国时期曾站在中国当权政府对立面的中共现在成为当政者，反观中国现在的学术环境，却还不如民国时期自由活跃。叶文心分析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中共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另外，当时的舆论环境宽容，资源分配多元。学者离开教职也可以有安身立命的资源和发声机会。
叶文心说：“从中共本身的党史来看，社会主义在中国曾经有过革命的时期，以后就进入建国的时期。因为建国的缘故，从思想角度上看，性质产生了改变。早年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北大的时候，也遭遇类似的情况。譬如他被大家认为是洪水猛兽，许多人控告他私德不检，不配为人师表。他后来就离开北大坐牢去了，虽然坐牢，可是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舆论并没有一面性地攻击他。他们为他辩护他能够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和军阀或国民政府站在一边。另外，他无法教书之余，离开大学后，可以从别的源头得到安身立命的资源。反过头来仍然回到那句话，就是当年资产和资源的分配是多元化的。所以并不是说他离开北大就一辈子就不许在任何其他地方担任职务。所以并没有从头到尾一刀切的效果，这就是结构性的，就是当年和后来，49之前和之后结构性的一个反差。”
(美国之音记者晓歌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完整版：专访民国史学家 民国热及自由独立的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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