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网信办与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7月16日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上个月底，这个拥有用户5.8亿、营业额1400多亿元的全球最大出行服务平台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纽约时报》称，“听党话、跟党走”，或许是中共想要的私企类型。那么，滴滴出行这个业内巨头，究竟“闯了什么祸”？它是否将成为中国私营企业明天的模板？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从滴滴事件可以看出，中共并非是不乐见中共企业赴美国资本市场融资，它所担心的其实是失去对科技企业的控制。
他说：“它不乐意看到的是这些上市公司不是在它的牢牢掌握控制下。这些公司如果触怒了今上或者政府，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受中共政府的控制或者控制得没有那么好，这可能是他触犯了中共政府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这显然是一个政治上的打击报复，而不是一个例行的政府检查。因为如果公司有税务问题，应该由税务局来检查。有国家安全问题，那就由国安部来检查。现在有公安部、国安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税务总局、市场监管，公司不可能涉及到所有这些问题。所有机构同时发现问题，同时来进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退教授文贯中表示，滴滴事件将给中国企业未来赴海外上市带来负面影响。
他说：“从中国政府来说我想它是一个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它当然不希望跟美国全面脱钩。毕竟美国或者西方是中共最大的资金来源、科技来源、人才来源。如果全面脱钩，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影响肯定很负面。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企业家其实普遍认为自己如果完全在国内发展，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所有权、资金运营、资金能不能在全世界调配等方面，都是受很大限制。如果能够到西方比如美国来投资上市，他觉得保障要多得多。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这条路能够畅通。如果以后对企业家管得越来越多，他们到美国来上市的可能就会越来越小。提到对美国的影响，其实很多美国的投资人，特别是一般股民就会有负面印象。比如这次滴滴出行上市时候的价格，跟几天后中国政府突然宣布要对滴滴出行进行全面监控、调查，股价马上就大跌了差不多40%。对一般美国股民来说影响也是很负面的。我自己觉得党国体制下对中国民营企业任意的大规模调查，应该考虑后面的政治影响是很负面的。”
文贯中进一步表示，中国的党国体制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民营企业的发展。
他说：“中国体制、中国模式对中国民企今后的发展障碍很大。第一国内会碰到所谓公与不公这种意识形态的困扰，党的任意干预。另外在国际上，大家也越来越怀疑这个企业到底受党的领导，还是市场上一个自主的在商言商的企业。如果你是党的第二个在经济界的组织，你在执行党的命令，你在完成党的意志，那你到世界上算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会有很多疑问。所以国内和国外这种体制下对民营企业都不是好的消息。”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大型国企与政府勾连形成垄断，对社会造成不公。
他说：“首先呢，社会公正不公正不是企业的事情。企业存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它自己的股东或持股人谋取福利，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企业的作用。企业可以给它的股东、拥有者带来利益。社会不公不是企业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都有不公，即使在中国，中共声称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社会的不公，但是我们看到过去70年，中共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最大的贫富差距。所以社会肯定会有不公，一般很多政府会通过税收、福利，或者第二次收入分配来调节社会的不公。企业赚了大钱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企业赚钱越多，换句话说，它造成的所谓‘不公’越大，就说明它越成功。企业就是为了赚钱。说私企造成社会不公，如果造成社会不公，一般来说实际上是由于这些企业和政府尤其是独裁政府，或垄断企业和独裁政府在合作形成垄断。甚至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国企成为政府控制的寡头，这就在加剧不公。比如中国的石油企业是政府控制的，它造成垄断，造成中国汽油价格非常高。对老百姓、对社会造成不公正，这恰恰是政府造成的。”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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