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之际，战狼外交、讨伐“汉奸”、虚构“反华势力”等系列现象，伴随着中国之名大行其道。
有分析称，习近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民族主义”成为其扩大威权的万能“披风”；而这件“披风”正在阻挡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共把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控制国内、威慑国际。
民族主义为何成为中共各种攻势的保驾护航者？它为什么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得以席卷中国？民族主义是“毒药”还是“仙草”？
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表示，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过去的民族主义有显著不同。当代民族主义的主导构成由过去的悲情意识转向现代经济崛起带来的民族自信。此外，民族主义由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向现在的政府和民间共同主导，从而发挥了更大的社会作用。
他说：“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跟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过去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和悲情意识主导构成的。因为过去中国不发达，所以中国的历史教育是一个百年屈辱史的教育，构成了民族主义强大的官方思想动员的东西。习近平时代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中国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中国的强大了，所以从过去的屈辱史和悲情意识转向了‘自信’。这个自信不单单是官方的自信，不单单是习近平所说的‘四个自信’，确确实实中国老百姓从过去的百年屈辱、悲情意识到自信的一个转变，它构建了习近平时代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也感觉到了自信。不单是看大量网络上的言论，中国老百姓走出去到全世界旅游、上学等等，这就表示出很多的自信。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第二个明显的不同就是，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转向现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主导，而在民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当然政府在一如继往地主导民族主义，习近平的百年梦其实就是民族主义附身的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民间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有海外求学经历的年轻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非常强烈。”
独立时评人古懿表示，在中共治下，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三位一体，其所排斥的对象包括外国、外国文化和本国的少数民族。
他说：“民族主义首先要定义民族。按照现代民族学的理论，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一群人在心理上认同自己是自己人，而别人是外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边界。因此民族主义对外人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的。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讲，中华民族其实是中国的国族主义。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而针对中华民族的外人是哪些人呢？他们可以是外国，是所谓的反华势力。比如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间，对于日本、对于西方国家都有很强的排斥的心理，有很多具有挑衅性的言论和行为。同时也可以是在统治区域内的非我族类，比如回族和满族。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全民的反清真寺运动、反清真餐运动，以及对于清朝历史在民间所引起的很大的反弹。也可以是一种被认为是外来的文化，比如中国民间以及政府对圣诞节的抵制。
古懿表示，民族主义是毒药。他认为一方面，中共在经济发展带来的合法性基本上被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亟需利用民族主义鼓动老百姓对政府的支持，以重建新的执政合法性。而另一方面，一些反共人士主导的扩张型民族主义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害的。
他说：“我其实当时说民族主义是毒药主要是针对像中国这样扩张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针对防御型的民族主义。比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说我们要去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不会把它称为‘毒药’。之所以说现在的民族主义是‘毒药’，是因为现在的中华民族主义其实是以‘救国’、‘国家觉醒’等话语偷换了自由话语。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它都缺乏对个人权力和平等的认知，而这正是构建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正如刚才邓先生指出的，现在的中共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因为它在共产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破产。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合法性基本上被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它需要重建新的执政合法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它往中国传统的东西靠。利用民族主义鼓动中国人对政府的支持。利用对非我族类和对外国人的仇恨来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就成为它必然的选项。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曾经有些知识分子受过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深具自由主义的追求。但是他们在国共战争的最后阶段，很多人留在北京选择了中共。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中共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让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屈服于救国理想。在今天，还有一些反对中共的人，他们在和朝廷比赛谁更民族主义。一种典型的说法是‘你爱的是中共，而我爱的是中国’。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包括中国政府还不够民族主义，对外应该更具有侵略性。这种批评如果成为反对中共的理由，那我们可以想象一旦民主化真的实现以后，世界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有害的。”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表示，无论什么情况下，民族主义都是中共统治的有利工具。
他说：“习近平也好或者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好，要对中国统治下去，无论中国处于危机的时候还是处于所谓强大的时候，民族主义都是他不可动摇的工具或者说信仰。比如讲中国受外面欺负的时候，他很方便地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全体老百姓。在中国强大的时候，也会利用民族主义这张牌，他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利用了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工具让中国发展得以强大，所以今后要继续这样干。无论好与坏，都会被中共利用。”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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