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推出最新的“三胎化”生育政策大约一个星期以来，“三胎”引发的一连串效应持续扩散。
在政府政策、宣传附和、民间反应、企业跟风等一同奏出的“交响曲”中，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更是推出“三胎贷”，被评论描述为“又亮了”。
那么，民众加码生子需要怎样的个人基础？政府为了鼓励民众勇于生育，又需要提供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国医疗、住房、教育、女性待遇等因素，能否跟得上需求的步伐？限制民众生育与要求民众生育有什么区别？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已破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三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令人不解。
他说：“就应该彻底地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没有从老百姓的身体里抽出来。所以这次虽然政府宣传说要缓解劳动力短缺、老龄化、经济下行，但是很多老百姓反应非常冷淡。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过于生硬，因为这好像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好像都是为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怎么计划生育没完没了，单独二孩完了还有全面二孩，然后是三孩，难道后面还有四孩、五孩？这是很滑稽的事情。”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中国政府不愿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来自于其根深蒂固的控制欲。
他说：“我们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控制。那么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更不能放弃。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放弃它的控制思维的话，以后就算是社会上连生一胎都不愿意的话，它也不会放开。它必须要加以控制。所以对民众来说，生育意愿的减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成本的社会。”
邓聿文也表示，在当今高成本的世代，少生甚至不生就是民众理性的选择。
他说：“除了高房价还有教育成本的问题。在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你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要付出很多。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必须要有最雄厚的财力。但我们看到现在多少年轻人有这种雄厚的财力呢？是没有的。没有组成家庭是一个人，组成家庭之后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付房贷或付其它一些社交费用之后，包括旅游的费用，剩下来基本没有多少了。如果再付沉重的教育经费，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还不用讲把小孩从0岁培养到大学毕业以后，这中间除了教育成本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在这种高成本的时代，在不减少自身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少生小孩，或者不愿多生小孩，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
虽然中国政府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也表示要有配套的政策，但易富贤认为，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只能在养不起的层面上做一点小文章，因此很难把生育率提高。
他说：“目前，日本等国主要是在物质上，在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比如说日本提供免费的育儿服务、教育，给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给年轻夫妇提供一些现金补贴，提供低廉的住房贷款。就是说日本的养小孩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效果不好。成本很高，效果不好。它的生育率只是从2005年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9年又降低到1.36了。中国也只能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但是我们中国是未富先老，目前经济在减速，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它根本没有钱像日本那样鼓励生育。所以中国今后很难把生育率稳定在1.25。”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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