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当前,中国的防疫物资却极度短缺。民众想自保,口罩买不到;医疗人员穿不到隔离衣,只能戴塑料套;许多省市甚至传出相互拦截物资。
宣称今年就要进入全面小康的中国,为何一线医疗物资频频告急?各界捐赠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中国官媒这两天开始疾呼要保障物资供应,广州深圳出台新法,必要时征用私人财产,但同样也是在广州,传出疾控官员倒卖口罩的案例。疫情牵动的这场物资争夺战凸显哪些问题?公众又该如何寻求基本的防疫保障?
嘉宾:中国资深公益人士杨占青;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
中国资深公益人士杨占青认为多种因素导致物资紧缺。比如病患者的数量远远比官方公布的要多,这样医疗单位的需求量就非常大。
另外比如说像中国这些民间自组织,在政府这么多年的打压之后很难有活力,不能像美国那样能够有效发挥这些民间的力量去对接这些外援。而政府部门,或者说类似于“红会”这些官方背景的团体,官僚形式主义就非常严重。甚至还要拦截、扣押、囤积这些医疗物资。
这样医疗单位就很难及时拿到这种外援物资。还有比如说各地随意封路、限行,这些也给外援物资的物流增加了很大困难。我觉得这种种因素会导致它(物资)的紧缺。
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说所谓“战时” 实为管制。 医疗物资处于紧张,武汉本地的医疗资源,从医护人员到医疗设备,比如呼吸机、病床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医疗(资源)紧张的状态。这才会导致现在武汉出现这么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局是简单地以为用所谓的“市场调控”加“计划”,他们的计划其实指的是管制,管制和市场相结合。实际上当局口头有无数个所谓“战时”,这个“战时”当然是法外的,并无法可依。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战时的计划委员会来统筹物资的生产、后勤、配送、配给、分发,都没有。
实际上他们只是以管制的方式来限制比如说药店,你(的售价)不能超出进价的百分之15等等,以这些管制的方式甚至来限制口罩生产工厂,原来是出口的,现在不能随便就转到内销,以各种工商标准来限制工厂的复工,来限制出口的口罩工厂向国内出售等等。
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哪怕是在七十年代中国曾经建立起的一个计划经济,或者说战时经济的一个对口罩、对防护服的一个基本的配给,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行政部门它只会下文件,但是实际上已经缺乏真正的运转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
吴强还认为多省相互拦截防疫物资呈现出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政行为。总体这些现象(有关中国多省相互拦截防疫物资的消息)都呈现出一种简单、粗暴的一种行政行为。
这种简单、粗暴的行政行为实际上是从平常日常城管的执法、公安的执法到现在比如说危机时期小区、全国各个方面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法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是一种前现代的一种文明。就是说它实际上跟现代的城市管理、现代的秩序相距甚远。
但是,如果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比如清朝,一个云南的地方官员如果敢拦截一个运到战场或是运到一个重要地方的物资,其实按照清朝的大清刑律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官员是要被砍头、灭九族的。这是重罪。但是在现代情况下,它既像一个前现代的,又不像一个前现代的。它是呈现一种非常野蛮的统治秩序。
杨占青还表示,民众要想增加自保机会,应尽可能地去增加信息获取的渠道。防疫物资的紧缺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直接就威胁到医护人员的安全。这样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于是很多的病患和疑似感染者就失去了可以(获得)救助的机会。
另外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不能及时就医,就使得很多健康的人就增加了被感染的机会,疫情肯定会扩散。另外像裹尸袋紧缺,会导致一些患者死后很难被及时带走,也就增加了(其他人被)感染的机会。
另外有朋友发邮件问怎么自保,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民众自保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保,那这个体制就没有受害者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体制下,注定了有很多人根本没办法自保,有很多的受害者。所以我民众要增加自保的机会,就尽可能地去增加信息获取的渠道。比如说避免去看党媒,因为在“墙”里要多看看自媒体的信息,“墙”外就多看外媒的报道。
看得多了,交叉验证,就离真相更近一些。另外就会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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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视频:官员倒卖、各省拦截,中国的防疫物资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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