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中国卫健委星期二最新通报，全国确诊病例已达291例，中国14个省市区和国际间都传出病例。疫情的爆炸也惊动了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下令各级单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就在上周末，武汉当局还称疫情“可防可控”，为何短短几天就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当局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为何饱受批评和质疑？17年前引发全球恐慌的“非典事件”是否会再次重演？
嘉宾：前台湾疾病管制局局长，南台科技大学生技系讲座教授苏益仁；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
台湾确认第一例冠状病毒感染，这是不是代表台湾境外隔绝已经彻底破功了呢？
前台湾疾病管制局局长，南台科技大学生技系讲座教授苏益仁认为，如果就冠状病毒、SARS病毒，和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来讲，确实没有药的。以SARS来讲，因为要开发药物的一个困难就是它在2003、04就消失掉了，消失掉了就没有一个药厂去投资来开发这个药或疫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点。所以这次武汉肺炎要去讨论到药物的开发、疫苗，距离还太远，可能都要好几年以后才开发出来。一般民间的板蓝根、中草药的使用，但是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被证明。有一些都是实验室在做，实验室可以抑制下来，但是真的用到人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地方都是要经过比较严谨的临床试验去测试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如果感染到的时候还是在医疗体系内，那么这个时候比较标准的一个辅助疗法，我想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是。”
如果被传染了武汉肺炎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最容易的被传染途径有哪些？
苏益仁强调，要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首先要加强流感疫苗的注射，其次对有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应立即给药，比如特流感抗病毒药物。
他认为可以用病毒的诊断数据来确认才有办法去分辨。这个是在防疫里面在冬天遇到的最大困难的地方。台湾在2003年SARS发生的时候，在4月、5月，那个时候没有流感，所以在控制的时候比较单纯。现在到了冬季，也是流行性感冒爆发季节，而且流行性感冒量非常的大，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因此要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首先要加强流感疫苗的注射，其次对有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应立即给药，比如特流感抗病毒药物，这样把流感的严重性压下来，对冠状病毒感染的控制就比较容易了。
贾平：相关立法不够细致完善，导致部门间协调机制的缺陷
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中国法律学者贾平表示，中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方面相较于之前的非典时期还是有所进步的，比如2011年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有一些改进，但问题在于不够细，这是中国行政立法的问题所在，它规定得比较粗疏。这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信息分享的系统，其中包括媒体的参与。这方面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先例可以学习。
第三，公共卫生危机下产生的困惑也源于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问题，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各中央部门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博弈。关于制度设计，贾平举例说，在美国，类似猪流感、禽流感等这些问题上，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司法部和农业部都参与其中。比如农业部规定某些专职人员需要拿病毒，但拿病毒的人的名单是要报到司法部部长手里的。这些协调机制非常重要。
贾平：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制度设计急需提高
那协调机制需要什么呢？需要立法，一个完善、完整的立法。那立法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完整的理念。在国际上，特别是以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它们都把它提升到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理念上。奥巴马时代的2014年，成立了所谓的全球公共卫生网络。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整个HHS，也就是美国的卫生部，其倒向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些主要是从埃博拉病毒爆发事件处理中得来的经验教训。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至于该相信谁，应该相信一个设计良好的制度。
贾平：应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紧急状况首先需要信息充分传递，也要重视以往教训
贾平认为，在公共卫生的紧急应急状况下，首先需要信息的充分传递。要不然体制内外都不知道这个消息，民众也没有办法正确应对。这个他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贾平指出，中国需要推进大规模的公共信息网络、信息共享的建设，完善相对的规章、法规、制度建设。不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开倒车，走回头路，或者不去吸取以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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