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肃省一个县级图书馆公开焚烧“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国内除民间一片愤怒呐喊之外，官媒《新京报》也撰文指责这种随意性、野蛮化行为，同时也以缓和的口吻表示，不必对一家县图书馆的焚书行为做过度联想。
但就在事发几天前，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明文规定清理下架那些反党违宪的非法图书及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适宜图书。
民间甚至官媒对焚书事件的反应是过度联想吗？为什么新京报的文章第二天就被和谐？让中国百姓真正恐惧的是什么？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联想秦始皇焚书坑儒
胡平认为，镇原县图书馆焚书的照片激起了人们一系列联想。他认为当众烧书就像“当众斩首示众”一样，而焚书的照片给民众表达不满、愤怒以及批评当局提供了一个“引爆点”。
胡平说：这张焚书的照片有力地刺激起人的联想，让人一下子就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联想起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焚书，也联想起反右，联想起文革。但这也是镇原县图书馆想出风头，本来现在处理这些废旧书籍都是把它们送去回收打浆。你看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图书馆，有时候是给新书腾地方，要把没人看的旧书处理掉，有时候是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所谓的有问题的书给销毁。都是把要处理的书送去回收打浆。你用火烧这种办法呢，一是不经济，二也是不环保，所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用烧书这种办法。
这一次本来是上级有指示要销毁一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书，那别的图书馆肯定早就在这么办了，只不过他们都是采用回收打浆的办法，所以不怎么引人注目。而这种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没有人做过什么特别强烈的反应。
只有这个镇原县图书馆想出风头，偏偏要放火烧书，还要拍下照片，还要放在网上，搞得很有仪式感。其实这就是当众烧书的一个目的，就像当众斩首示众一样。
我们都知道，中共当局一贯否定出版自由，很严格地管控书籍的出版，要禁止一些有问题的书的阅读和流行，打压知识分子，打压独立的声音，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这些方面走得更远。
那很多人呢早就强烈的不满，只是苦于缺少表达的机会。这次镇原县图书馆焚书这张照片正好给大家发泄不满，表达愤怒，批判当局提供了一个由头，提供了一个引爆点，所以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章立凡认为，清理“有倾向性的”图书，所谓“倾向性”到底指什么，县政府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更深层原因
他说，我想这中间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这个图书馆是一个规模很小，而历史很悠久的图书馆，在民国时候1934年就有了。当时是叫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室，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有1600平米，5.4万册藏书，100多个座位，9个阅览室，15个工作人员，但是它的藏书呢也还不错，就是说它的藏书不多但是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古籍文献。
那这一次就正如胡平先生讲的，它采取这种方式很有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有可能是邀功。有可能就是表明我们已经烧完了，就是我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给上级看。但是这个方式没想到引发了这么多的社会震动。
我看它这个县的人民政府讲呢，它就是把原来报道中所谓的叫作“社会捐赠”的“非法”出版物，宗教出版物，特别是还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进行了全面清理和下架，迅速销毁。
这个说法呢，以前没有看到的就是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这句话过去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这种词大家都见过。这个所谓“倾向性”到底指什么，而县政府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说法。它就是说处理盗版、非法出版物。然后可能被找了替罪羊。
回避宗教出版物这个词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其实你要注意，这个事儿一开始它在它的县文化局，就是文化旅游局，有专人指导下做的这个事。所以我觉得他要归口的话，那还跟它的上司有关系。那么我在想它回避了宗教出版物这个词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因为甘肃是一个回族的聚居区，它的伊斯兰教也有比较多的信众。
在历史上，就在清末，（就有）所谓叫作“陕甘回乱”，曾经发生过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大屠杀。那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它们这个政府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就回避了这一点。可能也是担心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胡平表示，相比于线下世界的焚书事件，网络世界中一些网站、博客、微博、微信有“大量的”内容被封，很多内容可能已经永远消失，这恐怕比焚书更恶劣。此外他认为，图书馆每清理销毁一次书籍，都是严重的倒退。
他说,焚书这种事确实只有极个别的图书馆才这么做。绝大多数都是把要销毁的书送去回收打浆，不这么引人注目，所以也不太惹起大家的反感。那焚书当然是个“低级红”。但是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时不时地根据上级指示把图书馆里的书作一番清理，那这就是例行公事，就不是低级红的问题了。
焚书是个孤立的事件，可是你把大量的过去出版的图书馆收藏的这些书去销毁，其中很多或者主要还是官方出版社出的书，那这种现象应该是个普遍现象，是政府行为而且是中央的行为。
除了清理书籍之外还有清理网络。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网站，国内的网站，博客啊，微博啊，乃至微信，都有大量的被删掉，被关掉，被封掉，很多大概都已经永远消失了。因为我写文章有时候会查找一些资料，从网上查找资料，包括查找国内网上的一些资料。有些原来有的，现在你就找不着了，有的留了个标题在那儿，你一点击发现内容没有了。这个事情和实体世界焚书相比恐怕还更恶劣。
官方出版尺度比原来更缩紧
实体世界焚书只能销毁那些图书管里面的，书店里面的，或者说库房里面的。别人买回家的你销毁不了，现在还总不至于去抄家。可是虚拟世界就不一样了，你网上的删除了，我们大家就都看不到了。只不过发生在虚拟世界的事不像实体世界发生的事那么引人注目。
还要说的是，现在销毁的这些书，像图书馆的书，都是公立的图书馆，国家办的图书馆，各级政府办的图书馆，单位办的图书馆，他们的书基本上或者甚至全部都是官方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就是说是官方原来同意出版的，是经过官方审查的，是过了关的。可是后来又觉得不行了，又有问题了，又要销毁了。所以这就说明官方出版的尺度不是比原来更宽松了，而是比原来更缩紧了，更倒退了。所以每一次图书馆清理销毁书籍其实都是一次很大的倒退。
焚书事件可能是来自高层的行动
章立凡认为，焚书事件不但是政府行为，还可能是来自高层的行动，这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收紧。
章立凡说，我想不但是政府行为，而且可能是来自高层的一次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关于书的事情特别多，比如网友在网上抱怨就是说他在若干年前买的书，16年在淘宝买的《古拉格之恋》，派出所民警找他，说这书是禁书。
问题当时这书不是禁书啊，然后要他上交。还有就是看到署名崔健的一份声明，他是说买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还有《甘南记事》这三本书，也是让上交，这都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焚书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再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全国有好几个部门有在图书方面的管理权或者执法权，头一个就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它里面有一个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这个司的另一块牌子就是著名的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它是大概今年1月就开始部署，从3月到11月要开展三个行动，“净网2019”，（这是针对）网络的；“护苗2019”，对中小学读物的；还一个“秋风2019”，对媒体的。那都是专项行动，但这次不像是来自这个部门。因为我们看文化旅游部有个司叫公共服务司，那是管图书馆的。
还有一个叫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可能也管得着书。所以你看这次的报道它是说镇原县文旅局分管领导亲自到馆督查，然后才有了焚书事件。那么其实也就烧了65本书，其实从规模上讲，我们看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去年一年没收销毁的书就大概有五六百万册，这个（65本书）是一个很小的数。
还有一个部门也管教育部的这个基础教育司，它管得着。还有一个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这次发文就是他们发的。当然还有第四个部门，就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收紧
前一段我们看到处都不许卖《圣经》，如果要印宗教出版物，去年出了一个叫《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里头规定了一大堆，就是说你要想出点东西，审批程序一共有6条之多。你得走完所有的程序，才发给你许可证，这也是一条路。
当然甘肃本身它的人大常委会今年还通过了一个甘肃省宗教事务条例，也有相关的规定。所以从前面这些现象看，我觉得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的收紧，或者把扫黄打非已经扩大化了。扩大到非法出版物、或黄色出版物以外的跟意识形态有关的出版物都被列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倾向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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