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府官员进驻杭州阿里巴巴等100家大型民企，标志着传闻已久的“新公私合营”进程进入了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也揭开了马云、马化腾、柳传志等民营大佬纷纷卸任的难言之隐。
中共十九大前后，牢记初心使命，消灭私有制的讨论便不绝于耳，美中贸易战导致经济困局之后，私营经济退场的呼声一度有所收敛，现在中共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毕竟“难忘初心”，民营经济历经40年的黄金时代，终归在劫难逃。
政府官员进驻民企的真实用意何在？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民营大佬纷纷不得善终？中国能否承受2.0版公私合营的后果？
嘉宾：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前北大教授、经济学者夏业良
杭州市政府一纸公文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官员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有网民评论，这等于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派去了一个政委或党代表。为什么要这样做？
贾平教授认为，是不是所谓的“公私合营”还有待观察。他认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的是政府在提出加强监管。他认为引发这一举措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大公司金融的稳定性；第二是考虑这些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公司如果出现问题，将可能造成失业，引发社会不稳定，并且影响到市场竞争；此外政府可能考虑到监管能力的缺失，希望在监管的问题上获得经验。
贾平还表示，政府派人入驻大型企业在美国也是存在的。他认为，仅仅依据政府派人入驻企业就联系到公私合营，这是不太能站住脚的。
贾平表示，这一情况发生的背景是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在掀起一波针对大型、巨型科技企业的调查并且加大监管。
杭州市政府文件的措辞很隐晦，只提100家重点企业，而没有说明这些企业的所有制属性，但是从阿里巴巴、吉利等提名企业来看，似乎都是大型民营企业。从外界反应和逻辑分析来看，派驻对象是否都是民营企业？有人把政府的这个举措看作是新公私合营进程进入了实质性的试点推进阶段，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
夏业良教授认为，所谓的“新公私合营”与曾经的“公私合营”情况有所不同。他认为当前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还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更换，只是派驻类似“党代表”的人进入公司，这些人进入公司并不是因为他们懂经营、懂技术，而是因为他们要防范他们认为可能会发生的风险，比如资本外逃与大面积失业。 他认为“新公私合营”的进程是“相当可怕的”，不仅是要控制国有企业，也要控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此外夏业良还认为，中国方面这一举措与美方派人进驻企业之间“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他认为中方近期此举是“缺乏法理依据的”，而美国很多是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派驻。
夏业良认为，美国监控的主要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而中方如果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那“官方代表”代表着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需要在这一问题上加以界定和解释。此外他认为美国考虑的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事关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对军事领域的一些领先技术造成威胁的情况，而他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太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也应该“个案处理”。
其实，新公私合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政企分开早已过时，外企和民企纷纷建立了党组织，习近平深化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提出“混合所有制”。什么是习近平论述的“混合所有制”？可不可以这样说，上述种种措施，直到现在政府官员进驻（民营）企业，都是在落实习近平的“混合所有制”理论？这种“混合所有制”和“公私合营”有何异同？
贾平认为，混合所有制是针对国企改造，允许私企和社会资本入股，成为股东，投资到国企当中去，这一举措打开了社会资本投资的渠道。
他认为，这一轮所谓的“公私合营”或者说加大监管的举措与“混合所有制”的区别是，新近的举措是一种“反向的混合所有制”。
习近平时代中共对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探讨也一直在进行。从“消灭私有制“到“私有经济退场，再到“企业主和职工共享企业红利”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都说明，尽管“国进民退”可以随时间和形式发展时急时缓，但共产党始终要名实相符，习近平终归会“不忘初心”？
夏业良认为，中国实行的“混合所有制”是想强调“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渗透和控制”。他批评一些国有企业看到哪些民营企业做大做好了就要在资本上控股或者至少参股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市场霸凌行为”。
夏业良认为，这样的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会把那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有内在活力的企业变成官方、半官方的企业，让这些企业失去原本的活力和竞争力。
最近民营大佬纷纷隐退的奇怪现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联想的柳传志等等，他们都在这个月相继退休。他们都是在年富力强的企业家黄金时代交棒退休的。应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人说，如果把政府官员进驻联系起来，他们的隐退也就不足为奇了，是这样吗？
贾平认为，隐退的企业家各有各的原因，如何解读有待观察。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既往的发展、经营模式需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需要年轻一代有所作为，而年轻一代可能具有更好的适应力。他强调，对于企业强制性的、不公正的股权变迁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马云等人比较比较识时务，毕竟能够全身而退，比他们运气更差的民营大佬大有人在：王建、吴晓晖、肖建华等等。有人感叹这些民营大佬时运不济，为什么他们在习近平新时代都不得善终?
夏业良认为，外部环境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没有法治保障”的商业社会中，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来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准市场经济”或“半市场经济”。他还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
有分析文章把目前国进民退的进程称作“第二次公私合营”，或“公私合营2.0版”，以便同毛泽东时代1950年代的第一次公私合营相区别。有人说这两次合营由于时代的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共会不会走到公私合营这一步？
贾平认为，需要警惕政府和民企之间出现不公正的现象，造成经济衰退、经济发展原动力的丧失，他形容这对中国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
夏业良认为，中共正在朝着公私合营的方向走，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取的方式不同但对民营企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是“不言而喻”的。夏业良认为民营经济虽然具有发展能力，但发展的环境和潜能已经被中共“大一统”的思路遏制了，他认为民营经济在中国已经“走入穷途末路”。他警告说，中国或许会倒退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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