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的 “新时代” ，中国外交似乎抛弃了 “韬光养晦” ，转而把重点放在 “有所作为” 上面 ，更多的动用 “硬实力” 而不是 “软实力” 。其结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现在连香港的局势也有失控的危险。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外交四处出击却为何反陷重围？在国力日益强盛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什么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更糟糕？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来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19大的工作报告上表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正在深入展开。他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他还表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但是，习近平所描述的这种外交布局与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落差。中美关系是两国建交以来最糟糕的，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因为华为和孟晚舟案而陷入了低谷，中英关系因为香港问题也急剧恶化，只有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最近稍微有所改善。中国的外交局面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这种相当不利的局面？
胡平说，自十九大以来，中共当局全面推进大国外交，也不是毫无斩获，但大多是遭到堵截，所以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要比在江胡时代更为不利。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的内政近年来也有很大变化，全面回归极权主义、个人独裁、终身制等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意识到，中国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民主、更负责任，倒变得更专制蛮横，在国际社会上的作用就不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负责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对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破坏者，因此遭到西方社会的抵制。上周三《金融时报》发表了匈牙利经济学家、共产国家转型竞选学的泰斗人物雅诺什.科尔奈题为“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惊人转变负有责任”的文章，主张西方的知识分子现在必须要求遏制北京。他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不满足于中国只是世界多极力量之一，而是想成为全球的霸主。他谈到了中国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包括习近平实现终身制、在企业内建立党组织等等，他对中国今天的变化感到忧虑。他曾经是中国最有名的“洋高参”，参与过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他看来，由于西方的帮助，包括他本人在内，造成了中国这样一个怪物，他因此感到忏悔并坚决支持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胡平注意到，《金融时报》没有发表这篇文章的中文版。他说，这样一个曾经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这样重大的转变，就可以明白中国这么多年在对外方面陷入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
主持人问，中国的外交在积极进取、四处出击的同时为什么反而陷入重围？
章立凡说，这是中共外交战略失误造成的。回顾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有称霸全球的冲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起颠覆原来的世界秩序。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第三世界就开始了在全球的布局，包括对在中国建立中共这样一个党组织，作为第三国际的分部，最后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也在二战后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开启冷战时代，自成一个系统，与美国为首的国家进行对抗。我们也看到中共的壮大，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把亚洲看成自己的领域，中国出兵干预了朝鲜，又在全世界输出革命，和苏联争夺话语权。失败的范例就是印尼的共产党被彻底打垮了。成功的范例就是在柬埔寨建立反人类的、无道义的红色高棉政权。这种状态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建议，停止输出革命。但是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这种思潮又卷土重来，但这次不同，不再是穷的输出，而是资本的输出，想在全世界建立新的秩序。这也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失误造成的。中国利用了WTO，从中获益巨大，迅速成长，终于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越来越暴露出要跟美国竞争老大的意图。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共僵化的意识形态依旧，因此它的称霸雄心就是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就是原有的称霸基因又被重新激发起来，成长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怪胎，其实“一带一路”就是过早暴露了中共建立“红色帝国”的地缘战略意图，结果引发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警惕，所以它陷入重围也是必然的。
谈到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不少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过早的放弃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此前接受我的专访时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困难和紧张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她说：“在中国国内出现了过早的胜利主义情绪，认为中国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开始要求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你尤其看到这一点。所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更强势和更有作为的外交政策上，习近平双倍的加码了。”
胡平说，谢淑丽的说法还是有根据的，一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确实是转折点，另外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视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标志性行动。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有人在网上评论说，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在2008年的夏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到美国，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见面，说你们曾经是我们的老师，看你们现在的经济搞得这么差劲，我们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保尔森后来把这句话写进回忆录，认为2008年是转折点，中国开始自信，美国开始对制度自我怀疑。制度是老问题，而南中国海问题是新问题，中国试图把南海变成内海，这个动作让国际社会感到中国的地区霸权继而霸权世界的企图心。这些都是世界对中国改变看法的标志事件。但是中国的内政变化是更重要的，正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让大家意识到中国庞然大物的崛起，人类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对普世价值的挑战。
章立凡说，中美交恶的背后还是利益上的冲突，当然背后也有意识形态。中共向全球推广中国模式，并且把它作为未来治理全球秩序的方案，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会陷入“修西底德陷阱”。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官员总是说，中国国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北京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究竟是什么？主要是指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吗？
胡平说，北京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指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是指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世界老大。这种话西方人早就说过。2009年英国学者兼记者马丁·雅克有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没落》。2012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这些年来，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也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非是说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要过去了，未来将是中国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第一强国。这里面也包含了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行将过去，未来将是中国方案、中国文明主导的世界的意思。
中国现在遇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是什么？在北京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大变局呢？
章立凡说，这话是2018年6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的，这里他倒没有说中国的危机，他更多的是自信。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共的御用专家和智库也在用各种方式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一是世界格局变了，大国博弈的关系和战略都变了；二是全球化进程变了，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丧失了全球化的动力，出现孤立主义倾向、单边主义政策；还有就是科技产业发生变化。中国和印度新兴国家力量增强，将来可能会出现产业变革，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等，会重建全球秩序。最后他说，全球治理也在变。当时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中国领导人有一种取代美国来领导全球化的意图。他认为，美国不愿意承担责任，中国就可以上。中国现在有强烈的治理全球的意向。这种大变局也是出于中国当局的一种想象，也包括中国智库专家为了迎合领导人的自信而做出的谄媚之词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最后导致外交战略的严重误判。
谈到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国媒体最近转载了目前正在党校学习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最近在《学习时报》上撰写了的“占据道义制高点 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她说，“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世界舞台中央，但手中尚不完全掌握麦克风，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有声传不开的尴尬境地。我们虽然已经站起来、富起来，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要真正强起来，彻底解决“挨骂”的问题依然任重道远。”她的这段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仍然面临“挨骂”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加拿大因孟晚舟事件卷入中美争端后，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法院还以毒品相关罪名判处另外两名加拿大人死刑。中国当局上个星期再次拘留一名加拿大人。与此同时，多名外教和外籍学生因涉嫌吸毒在徐州被捕，其中包括几名英国人。这些行动发生在中英关系因香港问题恶化之际。中国也限制了一些美国公民出境。有批评人士认为，中国这是在搞人质外交。中国仍然面临“挨骂”与中国在外交上的种种做法有多大关系？
胡平说，华春莹的话站不住脚，众所周知中共的大外宣面铺得很广，完全不存在吃不开的问题。问题是中共的话是无理，无理当然就吃不开。比如说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是明显的谎言。中共这样的态度当然会挨骂。
中共有人治外交，也不止一次采取经济制裁。比如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随后中国就对挪威实行经济制裁，对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大做文章。这些做法当然会招致别人反感。中共现在的大外宣在世界各个地方造成很大影响，一方面表明中共的声音不是传不开，而是传得非常远；另一方面效果适得其反，招致的都是批评和反对。如果中共不改弦更张，那么只会继续招致反感。
最近，法广刊登了一篇“外交部如何变成了“中外关系破坏部”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许多人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和欧美的关系数月来日趋紧张、给人的感觉似乎越来越敌对，有些观察人士分析这与中国外交部官员的“努力”营造气氛很有关系。他们似乎都不善于“外交辞令”，严重缺乏弹性，发言人语气横蛮，驻外使节炮弹连连，不像外交，更像在对外作战。” 中国外交目前所处的困境与中国外交官的素质与涵养有多大的关系？
章立凡说，中共现在基本上搞的就是红卫兵外交。这些外交官的素质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有很大关系，这是上行下效的结果。领导人要求大家以牙还牙，下面的人肯定不仅要照办，而且要做得突出。当年胡耀邦在1981年曾对中共的外交有个总结，谈到从周恩来时代开始的外交部“授权有限”，不能自己做主，导致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却没有外交家。本来外交官应该是专业人士，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不应该有党的领导。中共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的是外交是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这么说的话，外交官除了表忠心外，也就做不了什么。中国外交部在中国官僚体系里地位是比较低的，外交部很多举动都表现出他们在外交上非常不专业，最后变成煽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战略失误文过饰非的角色。
华春莹似乎认为，中国被挨骂是因为没有占据国际话语权，但她也意识到，这与道义有关。她在文章中提到要占据道义制高点。最近香港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也提到了道义的力量，说西方往往忽视了道德的力量。习近平认为，反腐使中国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有的博客则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已经使中国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显然，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此的看法是不同的。看道义制高点的问题？
胡平说，习近平关于道义制高点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领导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目的是为了强化他的个人权力，并且在反腐过程中践踏法治；命运共同体从字面上看很有道义，但是实际内涵对于稍微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来说，意义是相反的。习近平不久前还讲过“要向服务大陆老百姓一样服务台湾百姓”，这句话表面上看很有道义，但是了解情况的台湾人听了就吓坏了，因为他标榜的价值观从本质上看是违反人权的。他越说道义制高点，越招致人们对他的反驳。
中国拿什么道义制高点来占据国际话语权呢？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来面对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章立凡说,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式，中国主要是靠煽动民族主义。高举全球化的旗子、反对霸凌、单边主义常挂嘴边。这套东西算是话语，但是是否能够通过道义制高点来占据话语权呢？做不到。别人是看你说什么，也看你做什么。现在你说的和你做的相悖，不守规则，这是中国的外交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一国两制”在香港变成这样子，这些很荒诞的事情造成了严重后果。再比如最近的人质外交，你扣我的人我就扣你的人，这些都不是现代外交，古代外交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奉行的外交还是传统的、大一统的朝贡体系，特别喜欢万邦来朝，清代就因为不遵守国际外交准则而搞得一塌糊涂，那就是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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