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六·四30周年声明，称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希望已经破灭。稍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提六·四事件是“大屠杀”，对中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称六·四之后30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进步与发展，就是对六·四争议的回答，而国防部长魏凤和更把六·四重新定义为“政治动乱”。“大屠杀”对“政治动乱”。
美中为何针锋相对重新定义六·四？华盛顿六·四态度转趋强硬预示着什么？北京重返保守立场是不是不祥之兆？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美政府提升六·四认识，政策转向势在必行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1989年屠杀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老布什发表声明，谴责六·四，称中共“残酷镇压民众的和平示威”。此后，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就六·四发表声明，常用的是“暴力镇压”，有时也用“大屠杀”。
2006到2007年，美国国务院都用“大屠杀”。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六·四决议，使用了“暴力镇压”和“大屠杀”两种说法。我认为，仅就六·四定性而言，美国政府其实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六·四意义的认识和提出的相关政策。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六·四意义认识不足，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沿着一条改革路线前进，六·四之后暂时中断。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路线得以继续，所以，六·四就仅仅是插曲，基本路线没有改变，因此对其意义的估计很不足。
这次，美国政府使用了“火力全开的大屠杀”，说明其认识提升了。更重要的是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把六·四提到更高的位置，称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中国的期待破灭，而且要改变美国的政策。这样的明确表述意义重大。
胡平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防部长捍卫六·四的逻辑并不新鲜。1998年，时任总理朱熔基在记者会上谈到，对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稳定了国家的局势。
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回答六·四提问，也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中国形势，此后十三年中，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两位总理都谈到所谓稳定形势以及稳定基础上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辩护。
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和国防部长只不过语气更强烈。这就是我们批评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逻辑。他们认为，统治者有权把一些人当作牺牲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认为个人没有价值，不把人当成人，这是最根本的。
事实上，建立在杀人基础上的稳定应该被清算。而且，六·四之后的30年里，中共为了自身统治而不断镇压人民、不断高压维稳。
胡平：六·四恶果更明晰，国际表态都升级
胡平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态度升级的转变是由贸易战和美国赤字引起的，客观上利于中国人权的改善。美国政府也逐渐发现，单靠贸易战不能够解决问题。换言之，人权问题必须引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对人权谈得越来越多，而且看得出还在继续深化。
胡平说，《华尔街日报》刊文批评美国政府六·四后在政治和经济上绥靖中国，使得中共逃脱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不仅美国，而且欧盟、日本、台湾对六·四的表态都升级了。这不仅是因为恰逢六·四三十年纪念日，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发生了根本改变。
就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的，美国曾经期待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秩序而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但是这样的希望已经破灭。其实，整个国际社会都“希望破灭”。
不过，据我看，美国政府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很到位。美国变得强硬很大程度是由于习近平上台后倒行逆施。六·四之后，美国没有认识到，六·四不但中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而且也把经济改革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明，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点，虽然还不够，但是风向确实变了，而且还会继续变。
章立凡：六·四名称再度改变，国际国内气候不再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现在，贵国政府对过去30年对华政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深刻反省。我上个月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谈到过，六·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方向，原来希望通过政治改革进程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正常和成为稳定国家的期盼被摧毁。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说，六·四之后，美国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迎来更加开放和宽容社会的希望破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通过改开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期盼确实破灭。
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公民的人权不断受到政府侵犯。这方面应该大家有共识。我注意到，本次美国使馆的推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及美国众院的表态都说明，美国正在形成一种朝野共识，深刻反思以往对华政策的错误。
章立凡说，中国政府对六·四再称“政治动乱”不是简单回归，而是形势的需要。我查阅过政府对六·四说法的变化。首先是1989年4月26号的社论称，“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屠杀前夕，央视说北京出现“反革命暴乱”。然后是6月9号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北京风波”的说法很快取代了原来的动乱和暴乱的说法。1989年中国出的两本书都是用这个说法，一本是新华出版社的《海外舆论谈北京风波》；另一本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画册《北京风波纪实》。这显然是官方说法，可以掩盖六·四事件中屠杀的严重性。
这个说法沿用到改开30周年，当时还引用邓小平的那段话，没提暴乱。去年年底，新华社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重新提成“动乱”、“暴乱”。这说明，现在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都发生了变化，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言。
大气候就是中美贸易战中国空前孤立；小气候是体制内外矛盾激化，内部派系和不同观点交锋的出现。这导致中共高度紧张，担心失去政权，所以，对六·四的叙事也发生改变：保稳定、保政权是当前首要任务。
今年，六·四那天高度紧张，社交媒体发生“大屠杀”，推特、微信、微博上发生账户被封、信群消失或者不能登录现象，大批VPN失效。这说明对六·四敏感时间的高度紧张、恐惧和不自信。
章立凡：美国养痈贻患30年，回首反思纠正错误
章立凡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向有实用主义倾向，不排除现在打出六·四牌是为了制约中共。不过，这仍然是对以往错误的纠正。而且，做比不做好，虽然有一定功利性，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以及中国人对民主的要求都有好处。我过去谈过，中美贸易战最终将成为制度、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现在看来，贵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完成从资本家到政治家的转型。我也说过，贸易战将演变为科技战和金融战；它凸显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刚才也谈到，美国在前30年的政策就是养虎贻患，现在把老虎养大了，开始威胁到美国的生存，才开始紧张。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变化也是如此。2016年竞选时有人质疑他，是否曾经称赞中国政府镇压六·四民主运动。1996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批评戈尔巴乔夫软弱，等等。他解释过自己不过是进行中性的陈述。
我认为，他喜欢政治强人。他上台之初确实注重商业和经济利益，不太重视人权问题。领导人可能知识结构或者认知上会有缺陷，于是突出其团队的重要性。贵国两党竞争体制下，领导人不允许犯错，否则会被对手拿住把柄，所以，团队会积极影响领导人，让他避免出错。
一党专政就不会如此，而是“有权可以任性”；身边团队和智囊专行奉承甚至高级黑之事，引导领导人犯错。我们因此看到两种体制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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