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三月份，中共中央密集发文，在党政关系、国家机构改等方面突出强调党的实权化领导，在党政干部选拔和公务员晋升条例中，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标准，标志着19大以来习近平个人独裁及其新党国体制成型。为什么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的独裁及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能走多远？它与中共先前倡导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否并行不悖？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固化深化党国制，习近平整治图党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新一轮党建整治突出 所谓“两个维护”：一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公务员晋升，要效忠习近平个人成为首要标准，这是进一步强化个人极权和独裁，也使人回想当年毛提出过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五项标准，后来被林彪简化为三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有干劲，就是要效忠领袖个人。习近平现在的做法与当时非常相似。二是新规定把过去规定中多少有点民主色彩的内容删除了，比方领导干部选拔要公开、平等竞争、奉行择优原则的说法，在新版中被删除了；老版第九章的“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被全部删除。虽然老的说法徒有形式但并不是毫无意义，毕竟为改进和变化提供空间，现在则是杜绝了这种可能性。现在，公务员竞争程序，首先由党委提出，然后考察资历和群众反映，最后党委审批，从头到尾都是党委做主，党说你行你就行；政府公务员被置于党外的全盘控制之下，人民根本无足轻重。所以，政是党的工具、为党服务。1949以来虽然一直是党国体制，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程度有差别，毛时代，毛后时代、江胡和习近平时代都有区别；趋势的差别也存在，79-89也是党国体制，不过呈现出弱化和虚化的趋势，乃至到胡耀邦逝世之前，上层都流传要去除四项基本原则的说法；现在恰恰相反，党国体制被固化、强化和深化都鲜明体现在习近平的整治中。
胡平：两个“维护”已固定，“核心”术远超江胡
胡平说， 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封核心，说法是“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2017年中共19大，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此后，官方关于两个维护这一类的说法出现，不过开始还不统一、不规范，现在两个维护成为固定的、正式的、标准化的表述。江胡时代，胡锦涛从来没当过核心，江在位时虽然也是核心，不过远不及现在的标准化程度。江的三个代表是作为一个思想，而不是一套思想，而且在他下台之后才写进党章，也没有冠名。习近平思想已经成为思想体系，而且在位时便写进党章和宪法，还以自己的名字冠名，甚至被称为21世界马克思主义。概念上看，习近平这个核心远超江泽民，更不论胡锦涛。实际上的意义差别更大。江核心时代还听到民间意义，学术界的西方学说也畅行无阻。习时代则是禁止妄议，不同声音都遭到严厉压制。江胡时代，香港出版关于他们的各种书籍包括小道和八卦；现在则是跨境抓人。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这些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和个性，但是主要是大社会环境，就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习近平如果30年前当总书记，坐在江泽民的位子上会怎么做？推想，当年他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即便和现在一样，但是要这么做也行不通，不可能冒着邓小平、陈云等的存在而妄自尊大，而且当时国力也不如现在，在国际上也不敢不韬光养晦。
章立凡：中共要进发帝国，定于一尊不到位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中国未必会停留在新党国的状态，因为已经出现了帝国的特征。党国、帝国是什么？党国是执政党掌握执政绝对权力，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百姓要参政先当党员当干部；政党领袖权力超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帝国原来是皇帝或者女皇作为国家元首，统治人口众多、领土辽阔的国家，治理多个民族，是很强盛的国家。纳粹德国时代自称第三帝国，认为其合法性来自前两个帝国，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现在，历史上称其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与我们现在说法有一拼。2018年两会修宪以来，中国开始由党国向帝国集权；除了强化党的领导，否定中共12大以来的党政分开，特别看出19大尤其是修宪定于一尊之后，其实没有如愿定于一尊，存在相当的无力感。强调两个维护，坚决维护总书记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就是党国和帝国概念呼之欲出。可能更要强化的是核心地位，其外围是党中央权威，集中统一领导，是他的垫脚石和权力基础。看来，去年修宪以后提出过定于一尊，所谓一言九鼎，但是现在看来仍然没有完全到位，还是缺啥补啥，两个维护说明定于一尊没到位；要把忠诚度跟公务员升职和干部身份联系起来：原来公务员归国务院系列，现在由党的中共办公厅发文，就是实际的党政不分：要想生存于体制内必须是党的人，必须忠诚于伟大领袖和党才有前途，这是把个人和体制进行捆绑。这就是他们要做的。
章立凡：规范党法刚开始，塔尖一人是目标
章立凡说，记得过去我们在节目上何频先生也这么主张，就是认为只有习近平通过集权才能推动改革，而且他还写过一本书论述。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因为有先例。有些独裁者任内确实推动经济发展，卸任确实推动国家走上民主化。韩国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诺切克，台湾的两蒋，都是通过独裁发展经济，然后让民主到来。在中国，这能否实现有很大变数。中国很大，跟小国或者地区不同，一旦经济形成规模之后独裁和极权也形成规模，尤其有大党做基础要转向很困难，利益盘根错节，利益集团的强大超过任何国家。现在的走向是以党治国和个人核心，最终还是回到传统老路“法家治国”。说是法治，但是出来很多恶法，还有很多法律被不正常使用，结果还是党领导法，无法让国家朝着法制化的现代文明政治的走向行进，这是最大问题。现在看，这两个文件总结三点：一是把近年中国政治方向的变化进行解决，把党领导扩展到全面的领域；二是以中共党内法规形式，以党代政和领政，不再党政分开；三是提高官场效率，反对不作为，要变成有效率的统治机器，但是这点远远做不到。原来润滑剂靠腐败，现在是想让机器跑又不让机器捞点好，这种体制无法运作。这套路数走起来艰难，因为看不出它与世界文明走向的共同点，没有可持续性。但是，他固执己见。而且，今年《求实》一直在发最高领导人的旧文，每期一篇已经共发七篇；上台以来累计发表共29篇，超过过去领导人；此外，大量密集制定和出台党内法规，《人民日报》说，2018年党内印发74部法规（我没全部看到）；2018年还印出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2018-2012年要清理、整理和规范这些文件。他们想在建党100年时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看来，这活儿今年刚开头，以后路还很长，就是要用党这台机器控制整个国家，金字塔尖上坐一个人。但是，是否能如愿实现这个雄心很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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