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上星期在空前的安保措施中度过，前往悼念的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题词：“老老实实照着邓胡赵的路子走”引发巨大关注。两天后，美国大使馆官网登出赵紫阳的照片，外媒指戳到了当权者的痛处。公安部长赵克志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呼吁抵御“颜色革命”，全力保卫政权和制度。习近平日前在高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大谈抵御“重大风险”，倡导“斗争”。赵紫阳忌日种种异象反映了中共面临何种国内外局势？为什么中共时隔多年重提抵御“颜色革命”？习近平担心的重大风险指的是什么？
嘉宾：独立政治评论人高新；"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李进进
高新：从“防范”到“抵御”，习近平意识到风险已不可避免
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新表示，一般中共只有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重要时刻才会举办省部级主要干部的专题研讨班。这一般是省委、省党委一把手以及部长、部党组书记一起前往中央党校参加一到三天的专题研讨班。可想而知，他们研讨的内容肯定是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习近平政权过去一直为自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鼓吹“风景这边独好”，而现在突然搞了个防范和抵御风险的研讨班，足以见得这个“风险”让习近平政权感到已经大得不能再大，危险得不能更危险了。其实习近平在2017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已提到“底线思维”和“防范风险”。所谓“底线思维”，就是把事情往最坏的角度想，从最坏的角度作出最好的准备。而之前的“防范风险”现在加了“抵御”两字。所谓防范，就是未雨绸缪，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抵御则不同，它是指风险不可避免，但风险来了还能抵抗得住。现下，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国际环境方面，习近平政权都已感受到非常严峻的形势压力。“七大风险”中，习近平对最前面两个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分别进行介绍，而今天要谈的“颜色革命”风险以及青年左派势力的风险都包含在这两个风险里。另外，习近平前不久才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而今天他又把党建领域的反腐当成七大风险之一，这也足见习近平政权已经意识到，中共各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继续在蔓延，继续危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
高新：社会精英的质疑声大到习近平觉得不能不管的地步
高新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一步步加强社会管控，一步步暴露极左面目是从他2013年的8·19讲话开始的。最先对外透露那次讲话的高瑜女士还因此被判了刑。现在回头看8·19讲话，里面充满了语言暴力，满口都是阶级斗争语言，比如“敢于亮剑”之类的话。至于他会在哪些方面收紧社会控制，除了舆论管控外，还会有思想管控。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特地把“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分开讲，因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其实就是思想管控。当然还会有宗教管控和民族区域管控；另外还有社会管控，也就是防止工潮、农潮、学潮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所谓思想管控，包括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管控，也包括对成年知识分子，特别是社科界人员和教师的管控。习近平越感到自己的政权不稳固，就越要逼人接受他的“核心地位”和所谓的“四个自信”。而现在他陷入了七个危机，特别是经济不能发展这个危机之下，老百姓、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自然就会从制度和道路方面找原因。现在对社会精英的思想管控就显示出，他们的质疑声之大已经到了习近平觉得不能不管的地步。吴敬琏已经公开讲话，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胡德平也公开发文不点名地警告习近平不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高新：习近平认为赵紫阳的放松管控才导致八九六四
高新表示，首先，有比较才有鉴别。同为中共总书记，没有当年胡锦涛的愚钝，就比较不出赵紫阳的非凡。同样，没有当今习近平的专制，就比较不出赵紫阳的开明。另外，没有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他的倒行逆施还不止针对全社会，他对中共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倒行逆施——人们也不会深情怀念赵紫阳这个中共党内健康势力的总代表。我在1985年与赵紫阳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关于建立教师节的动议通过学校一层层上去，最后得到了赵紫阳批示。在北师大举行的首届教师节庆祝大会上赵紫阳也亲自出席了。当时赵紫阳出行时的（安保）松懈程度真是与现在的习近平时代有天壤之别。其次，赵紫阳和习近平的水平也是天地之别，堂堂习近平博士，什么场合都要照稿子念，而且还是要出错，而赵紫阳当年真的有着非凡的口才。他在那次教师节庆祝大会上讲完话后我去问他要讲稿，而他其实只有一个小纸条，上面只有“祝贺、成就、前景”这六个字。习近平在8·19讲话中特别提到，如果放松舆论管控和思想教育，政权的垮台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个事我们有深刻的教训。而这里的教训他当然就是指赵紫阳时期的八九六四事件。虽然习近平从没公开点名批评赵紫阳，但他对赵紫阳的否定肯定不亚于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否定。
李进进：不安定下习近平搞斗争哲学，但不安定正源于自己的作为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纽约执业律师李进进表示，习近平现在已经感受到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各种危险。他斗来斗去就是要控制局面。而突然现在这个时候开这么个研讨班，我觉得或许是他们想研究一下对新科技手段的运用，他们可能想通过大数据发现一些问题。我们还记得，1989年2月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酝酿风波，但那时中国对风险的预估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而当下，估计是他们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已经发现民众中间从上倒下都充满着危险，另外，他也发现了党内强大的反对力量和声音。这一点从他在纪念改开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可以看出。他前面部分的讲话中给予邓、江、胡三人以高度评价，但到了结尾的核心处他话锋一转，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两三天后，他又搞了政治局学习会议，他在一段话中讲了二十几个斗争。所以他重搞斗争哲学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危机，他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加以防范。但这是很愚蠢的手段，所有这些社会上和党内的不安定其实就来自习近平本人的各种做法，尤其是在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他搞斗争哲学就是因为感到自己位子不稳，于是就要下面各级干部表忠心。
李进进：“依法治网”意味着主动出击，这比言论审查更退步
李进进表示，中共内网络的控制越来越严，这里讲到依法治网，就意味着以后对“翻墙”的人也要进行管制，可能会有行政拘留或者更严厉的处罚。所以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开始制定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处分翻墙散布各种言论的人。以前还只是“censorship”（言论审查），也就是哪些让你讲，哪些不让你讲；哪些让你看到，哪些不让你看到。所以这主要还是种单方面的言论管控。而现在加了“依法治网”，那就是要主动出击，惩处那些翻墙的人。这是中共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新举措。相比过去仅仅是言论上的审查，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
高新：习近平就像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为保住地位不惜置国家人民于危难中
李进进表示，从习近平最近的各种讲话中我们都能感到他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通过对大数据的掌控，他发现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满情绪，这是他危机感的主要来源。他也一再强调党内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要求党员和各级干部们不得对上面的政治发表议论，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下面的各级干部对上面表忠诚。我觉得现在的习近平有点类似于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1962年，毛泽东认识到一些错误和问题，想改正过来，这是那年七千人大会的背景。他当时还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但七千人大会后，他感觉自己的权利有危险，于是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感到有权力危机的时候，不但不改错误，反而继续犯错。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给国家带来灾难。习近平现在也是如此。他现在意识到的所有危机都是他自己带来的。这其实不是中国的统治危机，而是他个人的危机，个人的威信扫地。而现在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就采取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继续按老路走下去，把国家和人民置于危难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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