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中国知识界义无反顾，敦促中共实行真正意义的改革，走宪政之路。其中北大知名教授郑也夫的《政改难产之因》矛头直指载入中共党章宪法的党天下原则，指出中共在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70年的执政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他说，今后中共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北大教授挑战党章宪法，大胆呼吁中共退场，将在知识界和全社会引起多大震动？中共当局又将如何反应？为什么知识界诸多人士挺身而出，频繁发声，且一浪高过一浪？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郑也夫文章惊骇，最大胆最透彻反响最大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郑也夫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发表之后好评如潮，反响热烈。刚出现时被认为假冒，理由是大学教授肯定不敢如此惊骇。但是，获得认证之后，又被认为不过是平常之言，并不惊骇。我1982年在北京社科院认识作者。他是最早的海归，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的网上自述说，自己个性懒散、不整衣冠；有精神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自虐，不申报项目、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这些总结了他的个性和为人的特立独行。2014年10月25号，陈子民先生追悼会，郑也夫作为老友代表各界致悼词。回到郑也夫这篇惊文，它有很多精彩语句，比方说，统治者任性是我们惯出来的；70多年来中共带来严重灾难，几乎没有任何纠错机制；除了78年之外，此前30多年没有纠错，此后也没有自我纠错，即便没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也该广开言路，却是恰恰严厉控制和打压异议。即便是党内高层都没有民主可言，而是要维护核心，定于一尊。记得不久前的百名公知改开40年感言中，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克利说，“记得40年前天天活在盼着有人咽气的状态，现在又重回这个状态，悲呼！世事轮回竟陷我于大不义。”当时，只要毛还在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可见，这个机制是如何缺乏自我纠错能力。郑也夫的精彩言论还有，中共领袖能做出的唯一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他说，这是符合广大人民和执政党本身利益的事情。蒋经国也说过，世上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意思是说，政治人物应该有野心，如果最高领导人仅仅要捍卫红色江山，便注定只配扮演继承者的角色；只有致力于改变体制才是真正的开拓者。总之，该文是这些年里最大胆、最透彻和引发最大反响的文章，值得一读。
胡平：多维反驳牛头马嘴，合法性焦虑不治之症
胡平说，多维反驳郑也夫的问章试图辩护中共合法性，但是对郑的批评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不妨拿郑也夫的另一件事做类比。他曾经担任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中国政府1994年发布了政策，大力鼓励个人购买私人汽车。郑也夫反对，认为要吸取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前车之鉴：过度发展私车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空气严重污染和交通严重堵塞；发展私人汽车原来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但是结果适得其反；中国人口更多更密集，资源也相对更稀缺，所以会造成更严重的资源浪费、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2016年，郑也夫又发文称，“虽然我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影响不了中国的政策”，并说，现在中国私车拥堵的交通就是对我等的最大嘲讽。当年，他掌握的反对发展私人汽车的道理可以辩赢所有人，谈到的相关事实也符合实际，也没有陷入虚无的空想。他一开始就知道，尽管说理说到透，但是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听他：先富起来的个人们要炫富，政府要拉内需提GDP，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预言的后果。他说的话完全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因此，他现在说出一番话，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是非常清醒的；也知道未必有人会听得进去，也不指望统治者立即改弦更张，或者民间一呼百应。他非常清醒，不过是把该说的说出来。所以，多维的批评不着边际。多维拿所谓打江山坐江山作为统治的合法性，恰恰说明中共没有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是在拳头下不得不服从，而不是从道理上认为应该服从。所以，打江山理论与统治合法性其实是南辕北辙。此外，拿政绩说理的话，其合法性恰恰在于，哪怕执政者政绩一塌糊涂，但是只要权力是合法而来，就依然是合法的。民选国家的总统有时民调只有10%，而反对派的民意支持度有时超过50%，但是，民选总统在任期内也依然是合法总统。哪怕古代的世袭制也是一种合法机制。中共既不是民选也不是世袭，自然先天性地缺乏合法性，永远都处在合法性的焦虑中，因此一方面伪造民意证明受到民众拥护，一方面要压制异议，担心被篡党夺权。这都说明，合法性问题是中共这样的政权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才有郑也夫提出的淡出论。
胡平：和平转型并非明君不可，大众参与才是压力
胡平说，郑也夫发文之后，不少人有异议，认为不可行，是幻想。郑也夫也说，和平终结专制历史，依赖共产党有个明智领袖，否则很难非暴力转型。我对这句话有些保留。实现和平转型的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并不都是明智的，其中也有一些很顽固的强硬派。东德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党领导人都是强硬派，但还是经不住民主运动的冲刷。1998年5月民运之前的印尼就有种说法，10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100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10万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谈判。意思就是民间社会的抗议、对自由民主的争取，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如果参与者人多势众，再顽固不化的专制统治者也不得不让步。89民运一度取得很大进展。但不幸的是，64让大家看到了负面的结果。也许后来如果中国再来一次89，就不会再有64了；而很多人以为还会有64所以不会参加，结果就没有89了。这也是这些年中共日子好过的原因。当然，如果参与的人少但是仍然完成转型，这与统治者的素质和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章立凡：郑也夫用词体面，中共淡出恐与虎谋皮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今天的话题是我在贵台参加节目以来，迄今为止感觉最难谈的，因为它高度敏感。很可能我从此以后不能再说话了，不过我还是应该畅所欲言。中共走到今天是自己的果实。党天下按照中共逻辑就是打天下和坐天下。但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团体的天下。郑也夫先生的言论只是回归一个常识，说出大家想说但是不敢说的，就是谁干得好就干下去，干不好就淡出。郑先生比较客气，用了“体面淡出”而不是退出，就是有个阶段，逐步地、体面地退出，而不是一步退下，留了很大的面子。从去年两会的修宪，就是民间说的称帝，到现在经历中美贸易战，体制内外不满声音已经相对公开。其实，体制内外都应该考虑是否有退出机制，如何以最小代价，最好是和平手段来实现。但是，这个结果至少现任中共领导人不大可能接受。领导人此前的表态令人记忆犹新。他批评前苏联时说“没有男儿”的表态；还说过“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当然，这些话背后还有一些利益。中共执政70年现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要求它在和平方式中让权，恐怕会被认为在与虎谋皮。郑也夫的言论在自由派中也会被认为是对牛弹琴。
章立凡：文明政权数人头非砍人头，郑也夫撕开口子
章立凡说，关于打天下坐天下，我过去谈过，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家天下、族天下和党天下的区别。党天下是族天下的升级版，是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权力，是禅让或者党内民主，也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三种都是打出来的。但是从文明政治的角度看，现在的政权应该来自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这点上恰恰是中共软肋。蔡英文为何得以如此硬气应对中共发表的对台讲话？因为她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按照规则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她依靠的是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大陆领导人发表此番讲话正是台湾领导人时运不济之时，结果反倒帮了蔡英文的忙。中共强调经济红利和经济增长，意思是不论我是被选出来的还是打出来的，反正都养活了13亿人。其实这是本末倒置，到底是人民养活政府还是反过来？这是常识。说到经济红利带来的合法性，贵国总统特朗普贸易战一打，就把中共的仅有红利，而且大部分还是权贵霸占的红利，给削减了，导致进一步削弱所谓的合法性。至于社会阶层的知足感，相信所有阶层对钱包是有感的。现在高科技和相当部分制造业不是倒闭就是裁员，白领房贷成了问题，很多人有感。回到一个问题，无论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当下都受到质疑。那么敦促中共加速改革的自由派会不支持郑也夫的观点吗？只是他们可能有各种想法，也许认为不应该由郑也夫说出来。还可能认为，郑也夫说早了，应该继续稍安毋躁拭目以待。他们潜意识认同郑也夫观点，只是不想过早报出底牌。应该说，郑也夫撕开了一个口子。我30年前和他一起参加政改多党合作座谈会时，他就说过“撕开一个口子”这句话。
章立凡：中共全自利不牺牲，改良革命不可偏废
章立凡说， 我对中共政权的理解也经历了很长的心路历程。30年前和郑教授参加座谈会讨论多党合作时，我对中共政治改革有很大期待。我当时说，多党合作没有前途，除非多党竞争，就像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动弹肌肉会越来越弱。我是站在中共角度替他们设想。我甚至提出可以请台湾国民党回大陆竞争。还有人提出政治特区概念。我也谈到，中国事情要办好谁愿意做牺牲，应该是中共。30过去了，中共不仅没牺牲自己，更把自己的利益越做越大。就拿郑也夫关于北京汽车的分析来说，不久前有人发文称，“帝都车主究竟幸福不幸福？帝都车主最有发言权”，并历数政府如何加税、如何加收停车费等各种手段来提高政府收入，而管理并没有提高。所以，中共完全是自利型政府。我说过，政府毛病是人民惯出来的。2012年，我对政改还有一点儿最后希望。当是，新领导人要上台，其父又是中共改革先驱。我还解释了几个名词，说旧中国是宪政出现之前的中国，旧社会是公民社会出现之前的社会；改革开放是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党禁报禁。6年来，体验到的都是失望。现在，这种失望可能蔓延到体制内了。但是，尽管有人失望，不过，他们更多是希望换人而不是换执政党。要让中共自动退出舞台很困难。从历史角度看，改良和革命都是选项，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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