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中国政府开始施行新《宗教事务条例》，官方称这是为了应对境外宗教渗透和打击宗教极端思想蔓延，但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将正式进入“依法严控宗教”的时代。2018年在新疆，当局拘禁了近百万穆斯林，在再教育营里强迫他们放弃伊斯兰改信共产主义；在成都，警方破门抓捕秋雨圣约教会上百名会众，以“煽颠罪”指控牧师王怡；在河南，四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砸毁，少林寺升起了五星红旗。外界的担忧已然成为现实。 “不信上帝信马列，不念佛经颂党恩”，2018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习近平能否赢得这场中国人民的信仰争夺战？
嘉宾：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中国独立作家余杰
杨凤岗：越威胁到领土分裂的宗教越受极端打压
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表示，2018年，中共宗教打击的主要对象变得很明确，就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其中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新教，对此中共在河南、安徽、江西、广东、东北地区以及四川成都等地有针对性地取缔家庭教会，也关闭了一些“三自”宗教场所。该问题在河南省尤其严重。在中国长江两岸和以北地区，确实有很多县的基督教堂数量超过其他宗教场所的数量。而在西北部，清真寺更多；在长江以南和西南部，佛教场所最多。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还是有所不同。对于新疆的担忧主要是怕它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对伊斯兰教采取的措施就更激烈。对西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多年前的担忧也是怕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所以也曾采取过很极端的措施。但藏传佛教的反应方式和伊斯兰教的反应方式有所不同，所以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今年，很明显地对伊斯兰教采取更为极端的控制方式。中共对待基督教的方式不会如此，因为基督教没让中共感觉到它想把某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虽有打压，但方式有所不同。
杨凤岗：坚持无神论导致宗教打压，民族主义兴起导致选择性打压
杨凤岗表示，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无神论确实是这两者里边均包含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一直都要求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坚持马列主义和无神论。这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只要共产党这个名还在，他们就会坚持无神论。而其实，对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可以有灵活空间。比如同样坚持马列主义的古巴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都已不再坚持无神论，而中共则要将之坚持到底。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近些年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主义的兴起助长了对宗教的选择性打击。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很明显并不是对所有宗教一样地打压。比如前几年重点打压基督教，而今年重点打压伊斯兰教。而对于佛教和道教没有采取同样措施，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扶持，因为它们被视为是中国的传统宗教。这两年来一直推行的宗教“中国化”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传统宗教被认为是可依赖、靠得住的，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被认为是外来事物，所以打击力度就更大。
杨凤岗：不许信徒参与政治就是否定信徒的公民地位
对于部分网友认为政府有一定必要限制宗教发展，杨凤岗表示，网友有这样的看法是他们的自由，是可以的。但用国家的强力手段来阻止某个宗教的发展有违现代精神。现代国家就该按照联合国很多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应该保障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共不允许党员信教就已剥夺了中国近9000万党员和另外8000多万共青团员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本身就是用政治干预个人生活的现象。而不允许宗教信徒参政，就相当于不把他们当成一个国家的公民了。所有公民都有权利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不许宗教信徒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是现代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余杰：新手段刻意规避“宗教迫害”概念，中共维稳“精致化”
中国独立作家余杰首先着重谈了中共对基督新教的迫害。他表示，这个迫害过程至今经历三个阶段。两三年前，它以浙江温州地区为重点打击对象，因为那里基督新教的发展特别快。据某些统计数据，温州地区大致有15%的人口为基督徒，政府官员和商人里面都有基督徒。所以温州基本变成一个半基督教化的社会，也因此遭到集中打击。之后是针对河南，因为那里是乡村新教教会比较集中的地区。到了2018年，中共再把黑手伸向城市新兴教会。比如对北京守望教会和锡安教会的迫害以及前不久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迫害。其中关闭锡安教会甚至受到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点名批评。而且现在的迫害方式有了不同。比如这次取缔“秋雨教会”使用的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而非去年刚颁布的《宗教管理条例》。而且不是宗教局出面来取缔，而是动用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以中共在有意识地对“宗教迫害”这个概念进行规避和淡化。现在这种对公民社会和宗教团体的迫害用刘晓波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共进入了“精致化维稳”阶段。现在是有选择性地精准打击。
余杰：邓小平相对宽容宗教是权宜之计，习近平弃韬光养晦为所欲为
余杰表示不太同意邓小平和习近平宗教观差别巨大的说法。他说，他们确实在具体表现上有差异，但是本质一样，都是中共的党魁。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背后就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所以注定中共会与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之间会有严重冲突。虽然习邓时代的宗教政策具体表现不同，但也是因为各自的时代背景不同。邓小平时代，中国刚经历文革，社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所以他要跟西方接轨，要改革开放以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既然要向西方示好，所以他就会在基督教等西方主流宗教方面、普世价值方面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作出一些承诺。因此，那只是邓小平的权宜之计，也与他“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但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认为中国已经崛起，可以与西方撕破脸，与美国争夺世界老大的宝座了。所以他完全不顾西方舆论的压力，为所欲为，在打压公民社会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甚至连中国自己的宪法都不顾了。
余杰：让宗教自由发展能为社会带来积极正面的贡献
中国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当宗教人士或宗教团体牵涉到政治时，当局的打压或限制是有必要的。余杰认为这种观点是中共长期洗脑教育和宣传的结果。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有保障；比如基督教的各种派别都可以在自由的宗教市场上自由竞争，有平等的地位自由发展，这反而让宗教能给社会带来了积极、正面、健康的贡献。比如美国和欧洲各宗教团体都有各种慈善活动去帮助穷人，有些也会做教育方面的慈善事业。很多政府顾及不到的事宗教团体会去做，让整个社会更加文明更加进步。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本该由政府做的事政府没做，于是宗教团体去做，但反而受到打压。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仅以基督教为例就有几千家基督教会前往灾区帮助灾民，做政府没做到位的事，为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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