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政府为第41届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老布什是与中国关系最深的一位美国总统，其从政生涯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美中建交、确立美国对华交往政策、推动美中经贸、外交合作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都与老布什主政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美中各界人士对于老布什与中国关系的评价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共官方一如既往，将老布什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美国政学两界以及和中国民间则认为他的对华政策有许多败笔。
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友渔;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
徐友渔：自行车精彩篇章，老布什作派意味深长
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友渔说，对于中国百姓而言，提到老布什会马上想到他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前的景象，可以说他的自行车外交获得了成功，赢得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而且，我认为，老布什的自行车外交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加深刻，值得进一步分析和玩味。从时代背景看，他当年上任时的1974年，中国文革还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压力和中共对抗西方的洗脑教育下，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对西方世界有很深的隔阂，甚至中国的外交官都对西方充满隔膜和敌意。而可以说老布什恢复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亲切感。此外，他精彩的自行车外交策略更让中国百姓看到他代表的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平民心态；他的作派有别于其他外交家风格的同时，体现的是美国竞选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和西方民为天的选票本性。专制国家的统治哲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我不认为老布什是亲中国的总统，当然他也不是反华派或者强硬派。他重视中国、亲善中国，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关系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我认为，他当时的亲善行为都在情理之中。
徐友渔：8964是考验，教训不够绥靖过度
徐友渔说，美中关系中，老布什面临的最大考验是8964之后的对华外交。当时的外交低潮是对他政治判断力和智慧的双重考验。首先，他直接面对挽救进入低潮的两国关系的格局，如果两个大国关系再度疏远将不利世界和平。其次，两国关系的走势具有更加长远的意义。1989年正值中国改革改开、走出闭关自守和放弃敌视西方价值体系的开篇之后，而中国内部政治局势相当动荡，已经出现了打算退回文革毛时代的倾向。李鹏政府甚至重新喊出反对和平演变、苏联、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的口号。世界安全明显受到威胁，其重要程度已经超过中美关系本身的意义。此时，布什的政治团队看到中国倒退的风险，于是全力以赴来避免变局。我认为，他们的考虑有道理。不过，我仍然认为，老布什对天安门屠杀和专制者的绥靖是过分迁就的态度，这使得邓小平认为，即便我们杀了人，你们仍然要与我们商业往来。对于专制者来说，世界的反应没有给予足够深刻的教训，而且看到甚至美国也不得不迁就。所以，中共从来没有汲取教训，以至于在国内镇压异议时一直为所欲为。这点我感到非常痛心。
徐友渔：握住大方向，老布什对华略显软弱
徐友渔说，一般来说，中共也是先观察外部世界反应，然后才参考制定自己的政策。六四后，老布什虽然反映出了西方文明社会的态度，传达了西方世界对中共武力手段的不赞成和强烈反对，但是，他的分寸拿捏不够到位，造成中共以为杀人之后外部世界只能无可奈何，以至于它此后更加为所欲为。我认为，从基辛格、尼克松到后来的奥巴马等都有共的同弱点和倾向，就是在与中共的往来中平衡掌握不太到位，过分迁就以至于惯坏了中共，导致中共以为西方由于需要中国而可以一再调低底线。克林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小布什参加中国奥运等等，都有讨好中共之嫌。不过，这些问题的后果并非老布什一人应该承担，毕竟历史复杂、关系多重。试想，如果中国当时退回到现在的朝鲜或者伊朗状态，后果应该更为可怕。回顾起来，我只能说老布什当年把握的大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只是立场略显软弱。
吴强：中美苏三角关系敏感，老布什对华角色独特
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说，我认为，老布什当年的对华角色并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源于历史变革的大背景。1969年之后，特别1971年基辛格访华和随后第二年的尼克松访华带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在尼克松时期和福特时期都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被认为掌握着美国的重大战略，这是背景。当时，老布什选择到中国任职，是看中中国这个正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大国所给予的希望、新奇和挑战。这是任何有理想、希望获得铁幕信息的外交官的直觉。此后，便是1989年。老布什这年担任总统之时，美国政府并没有预见前苏联即将垮台。当时正值六四前夕，中国国内处在改革开放的高潮，政治上的轻松活跃超过前苏联和东欧集团。而美中建交也已经十年。曾经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外交和友好私交的老布什希望通过迅速访问中国来观察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中国的动态。政治好奇心驱使他前往中国，包括跟老友邓小平见面。
吴强：冷战模式有惯性，西方对六四反应慢
吴强说，老布什以高寿逝世，而我们现在谈的是三四十年前的历史，一切恍如隔世。当时冷战没有结束，但已经到了最后关头。70年代布什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到1989年将近20个年头，冷战外交模式对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和决定有重大影响，也使得他与之后的克林顿总统到现在的美国总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他一度的中情局局长位置也部分决定他的外交风格。1969年，《纽约时报》披露越战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停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和其他政客都倾向于用秘密方式进行外交。当时，美国政府保留着冷战外交模式的惯性，其份量超过对64事件、重大价值危机和人道灾难的判断，就是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超过对人道危机如何冲击民主价值观的认识。我相信，无论布什是否亲华，冷战外交模式对他的对华态度有重大影响。这也使得他担任一届总统之后便很难适应冷战后美国对经济和社会更加开放的需要，很快被后起之秀克林顿取而代之。这应该是老布什冷战烙印的后果。
吴强：中国获得冷战红利，民主落空非布什之错
吴强说，我认为，布什本人和美国政府当时与中国保持友好全面接触的战略关系，是为了奖励中国冷战时期选择倾向美国的举动。因此，尽管出现了六四这个障碍，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多国际制裁，同时在西方帮助下顺利改革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这是冷战结束的红利。所以，中美苏三角关系才是当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至于林裴瑞教授对老布什的批评，我认为他要求过高。如果把老布什和之后的总统比较，他作为老派政客，其操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很难对他的行为准则提出更高的要求，毕竟他背靠冷战时期的情报系统。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他一人，也不是一小撮人所制定的，而是1989之后美国政界、智库和大学的共识，体现各界对第三波民主化前景的乐观期望。大家一致认为，在全球民主潮流推动下，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逐渐朝民主前进。这是90年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看法。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期望落了空，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当初的想法是错误的，更不能把这种想法仅仅归结于老布什的思维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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