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近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终身任职扫清道路。这一消息震动海内外，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反对者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倒退，标志着中国朝极权和终身制迈进。支持者则认为，此举能维护习近平“三位一体”的强势领导，有效压制政治派系的博弈，从而保证社会长期稳定。中共宣布修宪的时机，为何选在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间？明天就将开始的政协人大两会，修宪提议是否会顺利过关？习近平要长期掌权，有很多选项可以达到目的，为何一定要不顾国际国内观感，执意颠覆邓小平以来确立的任期原则？习近平长期执政，将如何彻底改变中共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
高文谦认为，这次整个事情就很反常，两会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前所未有。海外官媒的解释是修宪内容二中全会已经审议通过，三中全会无需再提。这是在找说辞，避免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上，习近平取消任期制冒天下之大不韪，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和中产阶层造成巨大冲击。事情搞砸后，只好在表面上故作淡定，全力封杀批评声音，连习本人的名字、歪脖子树都成了敏感词。中国官媒昨天又称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意味着终身制，更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习这样做，除了表明他的强势外，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判断力很成问题；二是手下的人只会阿谀奉承，没人敢说真话。
高文谦表示，通过修宪建议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尽管最近网传田纪云等人上书反对，但习近平没有退路，在枪杆子威逼下，修宪将会高票通过。三中全会会场外军警林立，会场内服务员全部换上身穿黑色西装的警卫人员，军队和武警高调表态拥护，就是在给中央全会颜色看，逼中央委员们就范。这次习近平取消任期制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完全可以和当年晚清设立皇族内阁相比，人心尽失。当时大清朝已经风雨飘摇，皇族内阁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次修宪即使通过，代价也非常大，习一意孤行，已经被指为独夫民贼，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这次取消任期制令人诟病之处是公布的时间点，是在二中全会结束后，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里面显然有名堂。一种可能性是，二中全会已经通过修宪决定，怕夜长梦多，故意拖到三中全会前才公布，只给10天酝酿讨论时间，然后交人大盖图章。另一种可能性就更加卑劣。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开会期间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在闭会期间政治局和常委才可代行其职权。这样做是打时间差，绕过中央全会，搞突然袭击，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委员们表态。如果真是这样，习口口声声说要遵守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他才是党的组织原则的最大破坏者。
夏明说，中共明显低调处理习近平修宪所引发的反应，这说明全球和国内各界的阻力不容忽视。我认为，修宪遭到抨击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中国这个专制社会，百姓没有参政权利，但是内部斗争却向来激烈；二是老人政治依然具有影响力，老人派自然不赞同；三是中国社会的中间分子都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代成长，现在感到了时代的倒退。
至于习近平执意修宪是否被身边人捧杀和“高级黑”，夏明表示，他不认为是高级黑的结果，而认为习近平本身具备的素质和政治修养就是帝王心态，他进行的是赢者通吃的博弈。首先，这是中国社会对统治者娇惯和溺爱的结果。在所谓大国崛起甚嚣尘上的大气氛下，许多国人仍然把美好意愿投射到领导人身上，寄托以国家强大的希望，而忘记了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忘记了中共的冷酷，也忘记了人类历史上专制的教训，总之还是封建王朝时代的盼望明君心态。其次，这也是国际社会纵容中共的结果，尤其美国这样的国家。几天前，美国《纽约时报》采访布鲁金斯协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后者说，对于习的做法我们不需要太反感。连这样的标杆人物都持这种态度，习近平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不让人吃惊了。
夏明说，有些评论把习近平比作武松，其他贪腐官员是老虎，其实这种想法是虚幻的。习近平要找出政治和经济的良药，来挽救今天的天朝，也包括利用海外的声音为赵家补血；人们看到89天安门镇压和今天的腐败，于是期待习近平可以作为强权领导人，肩负历史天命，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引领中国几十年，这是非常错误的。必须指出，习近平过去5年执政所谓的政绩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中国经济发展几乎停滞，或许不久后将崩溃，基本产权保护机制的稳定受到怀疑，外资撤离，等等。
陈破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许多中国人有出国、放眼看世界的经验，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做好了国家提高政治文明程度、甚至平稳实现民主化的准备，但习近平及其亲信，显然未能感知大气候、反而误判大形势，在政治文明方面，不进反退。这次强行修宪，出动党内外精英阶层的心理底线，在党内外都遭遇极大的反弹和反对，习近平等人始料不及。一个国家的成功，靠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也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教训。
陈破空说，一些历史人物，原本有所建树、建一定功勋，但后半生未能把握好自己，以至于走上邪路、前功尽弃。袁世凯毁于称帝，毛泽东毁于文革，邓小平毁于六四，这些，都是历史人物未能审时度势、不知进退、未能及时抽身的后果与教训。过去五年的权力成功，让习近平自我感觉太好、自我膨胀、头脑发热，极可能毁于复辟终身制。如果习近平一意孤行，不仅会毁了他自己，而且会毁了这个国家。或迟或早，让中国陷入分裂和内乱。
程晓农表示，西方媒体都忽视了三中全会的最主要内容，即习近平决定要全面整治党政官场，这反映出十八大以来官场乃至高层出现的“打虎派”和“维腐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此类斗争是中共史上第一次。延长国家主席任期只是习近平要整治党政官场的一个程序性手段。十八大后习王的打虎行动让官场许多人心惊肉跳而迫切希望老王滚蛋、反腐运动结束，同时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而习近平则针锋相对，先排除胡春华的接班机会，又抓了另一个接班人孙政才，摆明了习近平不留接班人也不下台；同时习近平再安排王岐山重回官场，习王再度联手，一方面通过新设监察委继续反腐，另一方面采用推行军改的经验，准备通过全面调整党政机构来整治官场。“维腐派”包括新老权贵和大批官员，他们在官场内外彼此心照不宣、协同行动，虽不敢明着站出来反对“打虎派”，却在暗中下绊子。对官员来说，反腐就意味着政治紧张和动荡；对中产阶层来说，政治精英掏空中国，才意味着未来的紧张和动荡。
程晓农说，江胡时代把中共造就成一个腐败政权，彻底改变了官场生态，即政治精英出路全球化，这导致政治精英的贪腐比历代王朝更肆无忌惮。大批政治精英捞够了之后便获取境外居留权、向境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浪迹天涯无处寻，把中国当作破烂而抛弃。2015-2016年他们行动的效果已经显现，外汇储备少了四分之一，迅速下降到3万亿美元的警戒线；如果继续下去，金融危机就会爆发，医保、退休金系统都可能动摇。习近平采取了应急的“关门”手段（没收私人护照、控制外汇流出），这只是堵住了官员们转移财产的路，却改变不了已蔚然成风的贪腐心态，所以他现在打算对党政军官场全面整治，防止政权的腐败效应继续蔓延。我在两年前《美国之音》对我的专访《习近平导引中国，旗指何方？》里就明确指出：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呈钟摆式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不是随意的。共产党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体领导；在第二阶段，共产党的政策必然导致不良后果，而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于是大清洗成为常态，最后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就取代了集体领导；个人集权的领导人去世后进入第三阶段，重回集体领导，这只不过是当局的适应性调整，即专制体制当家人的人数由少变多，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不过是共产党政权的两种领导模式，两者与民主都没有一点关系，集体领导也不是什么制度进步，它最终必然造成全面严重的腐败乃至经济困境；苏联在第三阶段的末尾解体了，而中国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即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这种钟摆式变化有其内在规律，不单纯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更重要的是政权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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