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8年新春团拜会上强调，今年要“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最新一期刊出题为“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文章，文中引人注目地提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在中共历史上，革命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概念，意味着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整人”、“折腾”、改朝换代的代名词。习近平高调重弹革命，既否定了江泽民提出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推翻了胡锦涛做出的“不折腾”的承诺，我们可否把它看作全面告别“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邓小平路线，回归“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政治信号？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 “新春伊始，革命话语满天飞”是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强化和升级。对年轻人来说，社会革命、自我革命的概念已显得陌生，只有走过毛时代的辈份才会觉得这些话语相当熟悉。共产党强调每个人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其实这些都可以理解为自我革命的含义。尽管这在表面上针对所有人，实际上还是凸显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每个人需要以毛泽东思想为范本来要求自己，甚至自我洗脑。中共当局此次有关“党的自我革命”的说法，可说是要给共产党加入更强烈的政治内涵。而作为毛时代常态的一些现象，今后更可能会陆续出现。
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习近平成长于毛时代，他的知识结构难免受到毛时代的烙印。毛泽东主张“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正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写照。毛泽东的“自我革命”其实就是党内斗争，打着既解决党内矛盾，又能转移社会矛盾的如意算盘。而习近平目前面临与下属在战略部署不同调的困境，他很难搬动党内的反制力量，因此可能利用中国社会目前两极分化的情势打击对手，重回毛时代的革命领导制。中共的理论家目前大量批评私有制和白手套，正是因为习近平的对手垄断了非常多的社会财富资源，足以形成一种对抗力量，因此习近平很可能利用社会不公的现象采取行动。
胡平表示，80后和90后青年人的成长背景和前几代人相当不同，社会上非政治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因此尽管这代人乍看之下缺乏理想主义，实际上他们仍保有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只是正在寻找表现形式，可望在未来做出与现在的领导人期望不同的行动。
章立凡说，习近平在面对党内新的危机时，拿不出新的解决办法，只好求助于共产党的传统思路，提出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命题，这凸显了政府执政理论上的贫困化。80后和90后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因此这派毛氏革命理论无法唤起年轻人如红卫兵般地为党卖命。
胡平说，江时代提出的共产党转型，包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綱、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当局向民众摆出统治者姿态等做法。而习近平目前虽不至于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綱，但他也不会将经济建设做为中心，反而是对政治运动表达出更大的兴趣。当局可能发起政治运动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以及重新强调革命性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
章立凡说，最早提出“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理论的是太子党成员之一的潘岳，他在2001年提出后，2003年的十六大即采纳了他的想法。潘岳主张通过这样的转变，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头。他提出中共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采取革命党的方式统治，导致凝聚力下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革命党的目标是颠覆制度、夺取政权，执政党则是建立秩序和政体，确立执政的合法性地位。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即有转变的意味。2008年九月，习近平做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回顾了十六大的转变，并提出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以及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重大区别，当时传出了非常明确的讯号，现在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很可能是由于社会斗争与矛盾激化，使他做出新的选择。
胡平说，革命就是政党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在文革期间曾使各级党组织瘫痪，这也是现在信仰毛左思想的底层民众所盼望的，但这种群众运动不可能出现第二次。唯一可能出现的是各级党组织领导之下的群众运动，这带有更明显的“运动群众“成分。习近平提出的”扫黑“和当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很类似，都是通过群众运动来体现意识形态的强化。习近平的思想实际上与薄熙来相似，但改革开放40年，正是建立在抛弃和否定毛思想的基础之上，今日的中国社会和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转变若能发生，除了习近平本人的因素，和整个体制也有很大的关系，代表40年来，政治体制没有原则性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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