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大国成为实力惊人的经济大国。回顾这个历程，人们很难绕开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2月19日恰逢邓小平去世21周年，我们就来谈谈：邓小平的政策与理念，四十年来为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成就？又留下了什么后遗症？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相对于过去四十年“新“在何处？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表示“要将改革进行到底”，他有无足够的政治远见与魄力，超越邓小平的作为？
嘉宾：中国独立学者，时政评论人士邓聿文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邓聿文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推动了中国的改开，把贫穷落后的共产中国改变成为经济发展开放的现代中国；他的历史局限就是无法脱离共产党原教旨思路，没有在权力的巅峰时期把中国导向与普世接轨的、彻底的现代化文明社会之道路。
邓聿文认为，邓的路线造成的两大不良后果是政府GDP争议和裙带社会主义。我虽然也赞同夏教授说的，不要把改革开放的所有后遗症都算在邓头上，但是，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助产士，改革开头30年基本按照他的思维所设定的道路，期间出现的问题他还是要负一定的责任。到了今天，中国政府仍然固守以GDP为导向，实施着把它作为政治标准的政策。此外，裙带社会主义，权贵资本现象在中国也是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这都源于邓小平的三个论点，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论。说来来，如果对权力不约束，先富起来的肯定离权力最近；不约束权力肯定形成富豪集团。现在严重分化的社会就直接或者间接与邓的理论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官商勾结的问题，在邓去世以前已经萌芽。89年的六·四运动就是起因于反官倒；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各个派系已经在瓜分利益。虽然最恶劣的时期是在后面，但是并非从前完全没有苗头。
邓聿文说， 对于习近平所说的“新时代”，新在何处我真的无法理解。从19大就可以看出完全没有进步意义。我同意夏教授的评论，也认为习时代的“新”就是掌管一切，就是恢复毛时代的作风，但那是还没有市场经济；到了邓时代已经是党和政治分开。而习近平现在则是强调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完全是抄袭陈规陋习。习近平与邓小平一样，都处在历史的节点上。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也提出一些“新”东西，经济上从国退民进到民退国进；政治上严密控制；相对前任，习近平更加主动“进取”，无论从新的理论还是到实践，对中国是好是坏目前还不得而知。反腐打了很多贪官，百姓的角度肯定是好事，从历史发展中看又如何，相信历史会给出回答。
邓聿文最后表示，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习近平存在疑虑，是因为他脱离隔代制定接班人的机制，打破邓的政治规矩，行事危险。他的集权超过胡时代，相信不只是习近平个人意愿，客观讲集权对推进中国发展是必须的，这是客观性，但是，他的集权已经走过头，到了个人崇拜的方向。他基本是把邓确立的整套原则推翻重来。网友说的希望习近平能改革，估计希望会落空。简单来说，要比较习邓两人不怎么对等，毕竟从个人到时代都不一样。我认为，作为领导人对权力因该抱有高度敬畏的态度，否则就会很危险；共产党强调不忘初心，建党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是为了不忘初心。现在的领导人应该回到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出发点，牢牢记住它的目的是什么。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否则不乐观。
夏明说，我不同意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我在我的研究中给他的定位是中国改革的助产士。因为无论是从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一国两制、特区建设，他都善于把年轻一代的思想贯彻到改革中去，所以他更多的是助产。对邓小平最多的批评就是他在六四中的决定，我认为他六四的决定也是他助产士功能的一个部分。从苏格拉底的角度说，助产士一方面要接生他认为是健康的胎儿，但是如果他认为这是个怪胎的话，他有责任把他给扼杀。这样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在顺应历史，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他就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如果我们把现在社会的许多问题怪罪在邓小平头上，那对他是不公平。邓小平改革开放把权力下放，使得政府摆脱政治功能，党政分开，遏制个人权威，调动积极性，这些都是他的功绩。权贵主义和寡头转型是在21世纪出现的。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专制领导人，当时就是想跟百姓一起创造财富；21世纪才牵涉到分配问题，前后两个阶段要分开。政经寡头，九龙治水和权贵膨胀泛滥都是在邓小平之后集中出现的。
所谓习近平新时代，其实就是人们调侃的“毛小平”。习近平本质上要回归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但又不能彻底放弃邓小平的改革，因此是三人加在一起，成为毛小平。毛有理论有目标但是以失败告终，邓在没有完全否定毛的基础上对毛进行虚化，走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习近平现在做的是一方面偏离邓路线，一方面要重回前苏联东欧式社会主义，是复辟历史糟粕。
习近平的执政思路是否在纠正邓时代的后遗症？是否对症下药？夏明说，我不认为习是在纠正邓江的同时螺旋上升和扬弃。他尽管大权在握，其实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被中国的落后格局所俘虏。我们看到，邓引领中国成为一个发展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现在处于寡头分赃状态，正在收割国家的利益，具体通过地产、房产和银行造币权，资源产生大量租金被政府收取，城管恶劣执法就是收取的极致手段。目前，中国被一个收租型政府统治，其行为方式对百姓越来越没有回应。习近平以为自己大全在握，其实摆脱不了作为掠夺社会财富集团牺牲品的身份。
西方对邓评价较高，对习近平则是存有质疑。夏明说，毛对邓最了解，曾说邓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最了解中国，当时面临五种道路的选择，封建，马恩列，东亚日本等四小龙，欧洲历史上的法西斯，安格鲁萨克森的民主，邓小平拥抱东亚发展之路，兴趣放在美国等现代西方模式。习近平则在历史节点上选择回归封建王朝，只能把中国带向失败和停滞，这样的糟粕无法接受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挑战。眼看他逐渐远离安格鲁萨克森的民主模式，也远离东亚发展模式，而是回归封建传统加马列原教旨，再撒上法西斯主义的胡椒粉。反观邓，他摒弃帝王思想远离个人独裁，没有占据最高职位更不说像习这样同时占据多个要职；他在权力上体现出一定自制，与陈云等元老反对派磨合。习近平则是用政府的权力对社会进行伤害，这正是邓要避免的。
夏明表示，邓小平经历了整个中国共产党诞生、夺权、各种经验教训、失败的过程。邓小平的经验在于，当中共走向极端主义、教条主义的时候，就会失败；走向务实、能够有实用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中共就会繁荣。邓小平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的施政和经济就是贯穿了这些教训。现在习近平很不幸又走到了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共历史本身就证明极端和教条主义是造成危机的重要根源，世界共产党历史也证明了，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的。所以期盼习近平搞民主就是缘木求鱼。
夏明最后说，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看，他更像一只猫，对于社会不去干预，让社会独立运作；习近平更像一条狗，他会疯狂地去干预社会，同时期盼周边的人对他有高度的忠诚。这两个领导人确实会给中国带来不同的遗产，也会给历史带来不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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