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以“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取代“又红又专”，以“择优录取”取代出身血统论。高考不仅恢复了中国的人才选拨制度，也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为中国高校带来了十多年自由开放的黄金时期。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高校开始压制人文和社会科学；习近平上任之后更出台“七不讲”和“十六条”等措施，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高校是不是应该由党来领导？高校应该为政治服务，还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北京独立学者罗立为先生；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编辑胡平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夏明表示，80年代是中国在政治史上比较开放的时期。由于围绕着四化和经济工作的中心，中共对尊重知识和专业做了很多努力，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政治权利。那时高校中校长的地位很高，党委书记是一个配合的角色。重要的转折点是89年的六四事件。中共意识到，培养出来的学生掌握了科学技术，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中共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让自己往更民主更现代化的方式迈进一步，于是采取了封杀的方式。
针对高校应该为党服务还是国家服务这个问题，夏明认为，一个值得注意现象是，习近平和其打倒的政治对手的一个一线之差是，习近平没有经历高考，而他的政治对手都是高考的成功者。例如，习近平是作为76级的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去读的清华大学，而薄熙来是经历高考进入到北京大学，再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被边缘化的李克强和胡春华是在高考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进入了北京大学。从利益角度来说，习近平不会有动力将高考看成中国社会伟大性的突破。
夏明说，在培养人才方面，高校应成为相对独立地有自治性的权威体系，内部的操纵管理和资源分配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在当下党全权控制的中国社会中，党要把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控制起来，不仅自己要建宣传部，也要将大学变成宣传部的延伸部门。荒谬的事是，大学的党委书记动辄就变成博导；党对教育、科技和人文无端地控制。要解决高校质量问题，答案不是责备高校，而是管好党权，让党更民主化多元化。
罗立为表示，1980年代，在今天被未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想当然的“理想化+美化”了。我自己的记忆是，当时学生必须每周半天“自愿学习毛泽东思想，人人必须参加”；必须除草、挖土劳动，名曰“一专多能”；“四项”传达，系党总支部署同学告密，编排“右派黑名单”；“人盯人监-告密”无时无处不在等等，都是思想控制的手段。1980年10月，我当选重庆市北碚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个月后，北京大学胡平也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月，我从“北碚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回校，“竞选”就被定性为“自由化”；我当选的经历让我“毕业鉴定”差点就过不了关；从此成为被当局另眼相看的“胎记”。
胡平表示，六四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之后有人提出撤出广场，退出书斋，不再过问政治。但是90年代，随着苏东波事件的冲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破产，人们又开始思考。大学生没有再成为街头运动的主力，但校园内，自由化和多元化比80年代有过之，出现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辩论等非马克思的理论资源。校园内尽管活跃，但是由于缺少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声援，所以当局需要收缩的时候，大学被控制就遭遇很少的阻力。现在习的时代，比起江和胡温时代，对大学的控制更严。比较起80年代党在高校的淡化，现在对高校的控制日甚一日。
陈破空认为，教育产业化，大规模扩招，已经让高考变味、走形，而走后门成风、行贿受贿、学术腐败、学历造假，又让高等教育贬值。官员带头混学历、捞文凭，上行下效，严重腐蚀了社会风气。当今七个政治局常委中，就有四个半人的学历是混出来的，经不起推敲，水分很大。
陈破空说，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时代的那一套。如今的习近平，从七不讲到十六条，基本上是往毛时代回归，是一种复辟、一种倒退。恢复高考，邓小平的初衷，主要是在于培养人才，而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主要的后果是又开始培养奴才。现在各大学纷纷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院，为官迷、财迷、学术造假、教育腐败，又开了一道方便之门。高等教育的逆行，反映整个国家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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