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争议中，“低端人口”是最让人脊骨发凉一个说法。尽管官媒和北京市政府争辩这并非官方说辞，但几天来社交媒体流传出的北京区一级政府部门的报告和文件中，这一说法却多次出现。其实“低端人口”也好，中性一些的“多余人口”，“流动人口”也好，不管当局采用什么称呼，都难以抹杀几十万人在严寒中无家可归或者黯然离去的悲凉。中国的“低端人口”都是谁？当一个政府将自己的人民分为三六九等，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在未来几十年，“低端”群体对于权利，尊严和机会的追求，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嘉宾：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
秦伟平指出，“低端人口”的说法很难让人接受，是赤裸裸地把人群分为三六九等。当然，社会学里的确存在不同阶层的划分，比方底层、中层、上层。中共标榜无产阶级是主人，实际是中国5%的精英阶层才是真正的主人。北京这次驱逐几十万所谓低端，其实真正的原因公众看不到。中国有2.8亿人口是赤贫，就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是真正低端。城市务工人口大约有5、6亿，他们奉献了青春、血汗获得微薄的收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是当局认为的不稳定因素。经济发展时期官方称他们是新市民，经济下滑没有就业机会时，当局害怕他们闹事于是一赶了之。
秦伟平说，中国经济变革之后，草根流民阶层在原籍没有发展机会没有未来，于是迁徙到大城市，但同样面临生活的艰辛。他们在多年付出后获得了些许金钱，但是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险。政府所谓清理低端人口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这些人口是一股巨大的社会能量。中国现在的环境有别于20年前的经济增长期，现在的经济是强弩之末。这点百姓不知道，但是当局了解。只要不继续印制钞票和继续给经济输血，经济就危在旦夕。全国几亿草民在城市虽然是无产者，但是他们有眼界，有组织能力，有社会关系，一旦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他们没有饭吃，在居住的城市很容易引发危机。这样的情况让政府恐惧。政府要在经济全面倒下之前的节点上，让危险人口回流。因此我预测驱赶点端人口的举措全国各大城市都会效仿。
秦伟平称，中共社会奉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要结果而不要手段，为自己的目的践踏他人。实际上，当局与自己的倡导依法治国背道而驰；北京的清理手段无论从社会制度、从人权和人文关怀层面来说，都是丛林法则。其实，上海的类似行动早已开始，通过调高房租来逼走所谓低端人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离春节只有两个月，为什么当局连两个月的宽限都不给？蔡奇是个懂宣传的人，知道舆论的后果，所以并非他选择授人以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提前采取措施，不能再等，所以强制。也许中共认为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经济可能断层，如果大批人突然失业生活无以为继的话，他们给当局的威胁显而易见。现在他们还有口饭吃，所以即便被驱赶也还不会造反。如果没有了饭碗，估计当局开枪也打不走。这是当局无法说出口的理由。我认为不光是低端人口，高端人口也将被危及。一旦危机爆发，中产阶级也将被重创，可能财产蒸发，被打回原型。
胡星斗说，本次北京大兴区发生火灾之后，地方政府相当重视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以减轻城市压力和减少事故。应该说，政府用意并非不好，但是效果不佳。北京的做法缺乏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也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低端人口”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侮辱；报道上说的北大学生毕业卖猪肉，也会被算作“低端人口”而被驱赶。应该说，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要驱逐低端产业是有道理的，但是，控制人口要合理、合法、符合人道精神，应该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不是以强压弱来强行实施。
胡星斗认为，所谓的低端人口虽然长期居住城市并且为城市做贡献，却没有城市人的权利。在当局眼里，他们挑战政府的稳定。我认为，所谓低端产业人口其实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他们不仅仅是弱势，而且无法从制度上融入城市，但同时也无法回到农村。因为农村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活干，子女更是不习惯。所以，他们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按理说，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所谓低端为社会做了贡献，北京应该感谢他们，现在反而被逼走。他们做了城市最辛苦、最肮脏的工作，却得不到公民的权利。毛时代用强制手段赶走知识青年到农村是如出一辙，当时也是为了社会稳定。现在的政府把“流民”赶回农村，同样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不过，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就像朝鲜首都平壤设置层层关卡不让外地人进入一样。难怪有人说，排华运动现在是中国人自己排自己了。
胡星斗说，中国社会现在有普遍的仇富仇官的紧张情绪。政府应该在解决仇恨方面有所作为，但不是使用北京的处理手法。这么多人在寒风中度过夜晚，这引发底层弱势的极大愤慨，也引发社会的巨大同情。这体现中国官员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的思维，也反映权力缺乏制约的现状。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应该走出千年王朝暴力更替的血腥循环。这也正是毛泽东说过的，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样的暴力更替。政府要守法，外来人口都是公民，都受到宪法保护。当法律不能保护弱势群体权益时，高端人口的正当权益也会被侵害。希望政府牢记社会利益，不是政府眼前利益，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
胡星斗说，有分析说，中国现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认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社会发展好像可以牺牲多数弱势群体。其实，发展目的是为了广大民众，不为少数人的利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欧美国家穷人的标准是中国的20多倍。中国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率更要重视社会公平，我也呼吁过要开展平权，来逐渐解决公平问题。
吴强表示，中国的所谓低端人口只能有贡献而没有权利。我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新流民阶层。同意两位的评论，他们并不是所谓低端人口，这种分类败坏政治伦理的体现，是对人民错误分类，是陈腐观念的可耻应用。我曾经进行过全国流动人口调查，发现改革以来，中国有一个二、三亿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的新流民阶层，他们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休戚相关。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非正式就业、没有稳定的合同、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稳定住所。这些人他们由于工作和生活不稳定，一方面是城市最有活力的部分，一方面也对危机中的当局构成不安全感。
吴强说，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阶层的野蛮整治。1949年以来三番五次清理阶级以及相关分子，比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直到红卫兵被利用参与文革后被下乡以完成对城市的净化，然后就是83年的严打，也是驱逐低端人口。现在的大兴现象也是城市净化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这样的净化行动已经进行了五年。首先是互联网净网，然后是文艺界反三俗，现在是在十九大提出美好生活蓝图的形势下，对城市中所谓不符合美好生活画面的部分加以净化。
吴强表示，我不同意中共是因为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而驱赶不稳定人口的说法。我认为，实际的原因是最高领导个由于人权力膨胀，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过去几年对社会异议的打压成功了，包括民权团体、维权律师、活动人士等，感到权力所向披靡，所以在城市管理上可以激进行事，只是没想到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反弹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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