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10月18日正式召开，引起全球高度关注。这次十九大，外界关注的无非是两点，一是高层权力分配。在这方面，西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十九大像是习近平的“加冕典礼”，展现了习的高度集权。第二个关注点是未来几年中国的走向。在这方面，外界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展现了严厉控制意识形态的决心。此前，新华社和环球时报等官媒也高调宣称中国政治制度比西方民主优越，“中国无需引进失效的西式民主”。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愿景和官媒所强调的“中国体制优越论”，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改革道路已经被堵死？中国领导人和官媒所展现的制度自信，到底是从何而来？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焦点对话”邀请到中国体制内学者和海外学者进行激辩。
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高文谦表示，习近平报告的最大看点是没有看点，通篇是大话、空话、老话，连“四个伟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文革时代的语言都搬了上来。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中36次提到“新时代”。这是为习开启所谓“新时代”量身定做的，但细看下来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无非是以往官式文章的大杂烩。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前一段官方媒体大加炒作的“习近平思想”直接写入党章恐怕要黄了，而代之以“习新时代特色思想”一类的提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江、胡等一干退休老人都出来了，以显示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习也不得不在人事安排上做出某些让步，还有几天就要揭锅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高文谦认为，习近平坚持一党专权的态度非常强硬，这是习的政治底线。期望习在十九大以后启动政改，是与虎谋皮。习上台五年所作所为，已经把退路堵死了。即使习有心做些补救转圜，巨大的历史惯性也会拖着他动弹不得，就像当年毛想结束文革而欲罢不能一样。可以预计，今后五年，习将会继续实行高压统治，十九大安保模式将成为社会管治的新常态，一个政治上全面倒退、经济萧条、文化凋零、自我封闭的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实质上是集毛时代和邓时代之恶，与其叫习时代，不如说叫“二时代”更形象，就是红卫兵的二杆子时代。
高文谦说，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本身也有不少缺陷，但是与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制度相比，这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它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制度设计的核心是基于人性恶的防恶原则，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种制度未必能保证选出最优秀的人，但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坏人当选（希特勒是特例，上台后推翻民主制度，实行个人独裁），而且即便选上坏人，也可等四年后再把他选下来。而专制体制最大的弊端：一是无法解决权力更迭的问题，二是缺乏自我纠错机制。毛不死，文革就结束不了；邓死了多年，六四镇压的历史包袱还要继承人继续背下去。五年后，习近平要是赖着不走，中共现有的制度能约束他吗？
陈破空表示，习近平冗长的政治报告，99%以上都是陈词老调，新意不到1%，再次反映中共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政党这个事实。政治老人倾巢而出，占满主席台，反映习近平权力不如预期。政治报告的陈旧，更反映政治老人的阴影，中国政治远未进入习近平时代。十九大之前的造势，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以预料，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将是习派、团派和江派的恐怖平衡。
陈破空说，十九大召开之际，中国官方媒体一边为中共大唱赞歌，一边对西方民主制度大加鞭笞，这是一个奇景，只有像中国这样一党专政的国家才有的奇景。看看西方国家或民主国家，哪有党代会或选举年或权力交接年里，这些国家的媒体大肆批评外国制度，比如批评中国政治制度，尽管，他们可以批评。党代会或选举年，民主国家媒体聚焦的，都是本国弊端，如何改善；中国媒体聚焦的，竟然是外国弊端，如何讽刺挖苦。
陈破空说，由此可见，中共当局的四个自信，实际上是四个自卑、四个心虚。只有自卑和心虚的人，才会不断把自信二字当做口号喊，自我壮胆和打气。中共制造这样的舆论，固然可以愚弄中国老百姓，让他们继续以为，外国都不好，只有中国好；但中共的这个做法，却有很大风险，等于把中共的党代会当成了中西政治制度的对比和对决，让全世界聚焦中国的一党专政与世界文明的落差。
宋鲁郑说，关于习近平三个小时报告， 这个报告应该面面俱到，不可能仅仅突出某一个方面，其重点是告诉外界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将来打算要做的事情。整个报告突出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这点有别于过去。
宋鲁郑说，我在BBC发表评论，指出事实上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其实权威不够，这与外界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缺点，就是最高领导人权威不够。比方说，美国总统川普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但是被选举成为总统之后便拥有与职务相对应的权力，可以雇用任何人，也可以辞退任何人。这样的权力和权威，习近平上台五年才基本获得。我认为，一旦领导人上台之后，应该不需要像习近平一样花力气来巩固权力，而是需要立即拥有相应的权力。外界对中共的权力有误解。毛之后，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西方领导人的权力，都不能自己说了算，而是受到制约。相比之下，西方总统可以换总理，可以解散国会。中国则要靠集体领导。
宋鲁郑认为，中共产生领导人的方式基于三个因素，就是个人能力和长期历练，党内民主，元老智慧。这三者结合才能诞生中共最高领导人，这点优于西方。中共政体的优越性在于一个政治中心，人才长期选拔，任期制和年龄限制。自从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之后，中共开始对自己的制度产生自信，后来进一步变化，认为自己的制度甚至优越于西方制度。比较习近平五年，以及西方各大国比方美英德法的最高领导人近几年的作为，我们看到中国务实成绩斐然；西方则因为强调政治正确而衰落，而且加速衰落，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中国为自己的成绩和作为感到骄傲，所以产生了自信。
宋鲁郑说，如果要比较中西党代会的话，政治不该太透明。原因有三个，一是问题的解决和产生与透明之间的关系不直接，比方西方财政预算透明但是却赤字累累；二是透明容易被外界干预，比方美国大选就被俄罗斯干预，以至于影响和改变了结果；三是透明之后政治道德性也大大降低，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四是高度透明让精英不敢参政，因为没有人敢说自己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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